山西晚报：《大湖消息》上篇的内容与湖区生态有关，下篇写的是江湖儿女，讲述的是一顷湖水对人们的渗透和影响。为什么写人的四篇文章都有人故去？依水而生有这样的风险？
沈念：我没有刻意去编造这样的离去。可经你一提醒，我才想到，我确实写下的都是人的离去。也许，离去，是有故事的遇见，是一种巧合，也许正好呼应了文学中命运主题的探讨。
我曾在采桑湖看一匡姓人家驱逐鱼鹰捕鱼；也曾在无名岛看黑壮的工人磨砺刀锋割倒一茬茬麻黄色的芦苇；看鱼贩子和满脸皱纹的渔民言语不多地讨价还价；还曾与渔民同吃同住，一起喝酒，一起看水从远方流向更远的远方。他们的命运，经常会让我心中流淌感伤、悲情，也流淌感动、豪迈。江湖儿女的命运，是永远也写不完的书。
山西晚报：您的这次行走与书写，是不是见到了与您过去认知中不一样的湖？
沈念：因为写大湖，这些年我不断返回。从起初的懵懂无知、直觉的对错判断，到一种浓郁的生态忧患意识弥漫心中，到以生态整体观来观照笔下的万物生命，如同一场心灵之旅，终在荒漠中找到甘泉。这一次的集中书写，让这本书入了多个榜单，许多篇章被刊物转载，被评论家称为自然生态写作中的大湖文学，我突然发现，当下写作者聚焦自然生态的目光和笔墨越来越多。
山西晚报：洞庭湖这些年变迁的问题和疑惑，揭示的是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生命关联，对吗？
沈念：人与自然是分不开的。人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但并不代表人可以肆无忌惮、肆意妄为，人的命运其实是与自然万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万物是一体的，天地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写下生态文学经典之作《沙乡年鉴》的利奥波德说：“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因此，我们是自然的公民，不分国籍地域民族。每一个写作者都承担着保护、回馈自然的责任。
山西晚报：如今退田还湖、生态修复、十年禁渔，守护好一湖碧水，是不是已经成了湖区人们的自觉与自省？
沈念：是的，现在到湖区走一走，你会发现，大家嘴里都会说出保护的话语，也不再主动做伤害自然的事。山可平心，水可涤妄。山水自然教诲我们学会做简单的人。简单的关系，才是和谐关系。在简单和谐中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也只有当所有物种健康、安全、持续地存在着，人类才能长久地生存在大地上。从这个意义上出发，走在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书写之路上的写作者，必然要去直面欲望带来的责难，要去书写反思与自我拯救，担负起生态共同体建设的使命，从而真正踏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于是乎，我想，我们是要从水流、森林、草原、山野以及大地所有事物之中“创作”一个未来，那里有对大地上、人世间最坦诚的信任和依赖。
未来我还会继续用笔去写洞庭湖上的变化
沈念：很多作家真正能写好的，或者写得最好的，还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情感积淀最密切的地方，是身体上的故乡，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故乡。洞庭湖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是我的故乡，是我创作的一个源头，是最有力量、最富情感的一块福地。2014年离开故乡到省城工作的我更加眷恋这个出生地、出发地。这样好的一个源头，写作者是不会放弃的，是需要真正扎进去，又跳出来去书写的。当我再次回去，这就变成了一个写作者与故乡的“归去来”。这种折返是一次发酵、一段情话、一种碰撞，更是很深程度上的精神洗礼。
山西晚报：故乡对您长年的写作来说意义是什么？
沈念：我在洞庭湖的水边生活了很多年，水，给了这片土地灵性、厚重、声名，也给了人刁难、悲痛、漂泊，更是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但一个难题横亘眼前，面对兴衰变化、原始状态与人工修复，站在审美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孰重孰轻，又如何做到不偏不倚，就会成为写作的难度。故乡于我，既是熟悉的写作，又是有难度的。挑战难度的写作者，其实是幸福的。《大湖消息》于我是一次挑战，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都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