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接到的报告线索涉及性侵害、遗弃、虐待、故意伤害等，其中不乏一些陈年隐案和外人很难发现的监护侵害案件。
甘肃省皋兰县某初中的一名女学生自2017年以来一直遭受姑父性侵不敢报案，皋兰县教育局发现女生自杀未遂情况后立即报告，使这起持续4年的性侵犯罪曝光。
福建某医院及时报告幼女产子线索，公安机关不但查明了其亲生父亲的强奸恶行，还发现其父将新生婴儿出卖的犯罪事实。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旦发现往往就是严重案件、恶性案件。有些孩子被侵害了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强制报告制度早发现、早干预，对整个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体系来说，就显得非常必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不仅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要报告，发现有疑似情形也要报告，报告的范围比较宽，有助于更好、及早地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
山东就有这样一件案例。平度市某乡镇儿童督导员在社区巡查时发现一名幼童在垃圾桶翻找食物，有被遗弃的嫌疑，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经查，这名幼童为智障儿童且父母监护不力，各部门随即对幼童开展联合救助。
从2020年5月到今年3月，全国共强制报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2854件，报告主体涵盖学校、医院、宾馆、社区等单位及工作人员。其中，学校报告的有1093件、医院1079件，二者合计占比76.1%，是最主要的报告单位。
担任法治副校长以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文春霞经常进校园开展法治宣讲，2020年5月起，强制报告制度成为法治宣讲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交流探讨，她发现孩子们更愿意与老师袒露心扉，老师也更容易从点滴变化中发现学生的异常。
针对教师这一“关键人群”，各地检察机关通过开设校长课堂、举办主题巡讲、投放公益视频等方式，全方位宣传强制报告制度。多位受访的未检检察官告诉记者，每次组织专题讲座向教职工解读强制报告制度后，报告的数量明显增多。
医疗行业执行强制报告制度，有利于第一时间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线索，为及时固定证据、有力打击犯罪奠定基础，同时让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和司法救助。
2021年5月以来，江苏省宜兴市已有20家医院在诊疗系统中嵌入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序。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已收到强制报告线索8条，监督公安机关立案7件7人。
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充分发挥各部门力量，对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网格化”管理，建立“基层网格员+包村干部+镇街联络员”的网格化线索发现、收集、报告机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河北省委政法委的支持下，该省还将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纳入平安建设考核体系，与平安建设评先、评优直接挂钩。
侵害未成年人者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些发现不法侵害情况但无动于衷且负有法定报告义务的“围观者”又该当何责？
这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是新华区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其中一份载明，2021年12月27日，医院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不按规定报告，另两份显示该医院两名工作人员发现患者遭受不法侵害不按照规定报告。
为了引导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人员依法履行报告义务，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最高检发布了6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无一不发人深省。
3岁幼童被母亲强制喂饭，导致呛饭后胃内容物反流致气管堵塞窒息死亡。2020年8月10日，上海市儿童医院在接诊时发现其死因可疑，立即报案，同时报告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普陀区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这名幼童的母亲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调查发现，通过计生统计和日常工作，居民委员会明知陈某患有精神疾病，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孩子总被强行喂饭，冬天也只穿一件背心，身上、脸上常有淤青，发育不良等情况，却未予以重视、关注。
为避免此类事件再发生，普陀区检察院向该居委会上级主管街道办事处制发了检察建议并召开公开宣告会，对居委会有关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涉事街道办在街道办、居委会两级分别设置了专人专岗负责强制报告工作，建立滚动排查和线索报告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困境儿童建立档案，专人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