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涛夫妻俩每月收入加在一起两万块出头，6千多元的月供，加上4千多元的租金，并不轻松。2018年初，儿子出生之后，支出骤然增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工作必须更加拼命，邹涛常常接私活，熬夜剪片子，在酒店工作的老婆也频繁给人替班，还做起母婴产品的代购。他们没钱请阿姨，是邹涛的母亲从老家过来帮忙带孩子。一家四口挤在一居室里，老婆和母亲带着孩子在卧室，邹涛的活动范围在客厅，前半夜在电脑前工作，后半夜挤在沙发床上。
▲ 图 / 视觉中国
那时候，限购的影响已经很明显，燕郊从最高点跌落，曾经的每平米4万元，已经降至不到2万元，大厂、涿州，包括邹涛所在的固安，价格相继出现腰斩。现实告诉邹涛，他当初的决定似乎错了。
下跌后的几年，邹涛和老婆没少因为房子吵架，中心思想离不开“没听老婆的话”。两人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固安房价涨得正猛。2016年，大兴机场确定高速路线，准备进行封闭式施工，仅仅一年时间，固安房价飙升至每平米2万多。老婆高兴地打算卖房，但被邹涛拦住了，他认为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一定还会涨。结果没有料准，从2017年3月的限购令起，固安的房价走了下坡路。
从此，邹涛的卖房念头再也没断过。房价一路下行的另一面，是源源不断的“限购政策即将放开”的传闻，每当邹涛刚刚下定决心，这些传闻都会把他从“临门一脚”处紧急拉回，他总是心痒地想，“再等等，也许有转机呢”。
从没等来转机，几年下来，邹涛愁白了不少头发，也像被老婆揪住了把柄，总是指责他，“一步错、步步错”。
有相似感受的，是做餐饮生意的老周，前几年，他在燕郊买了两套房，当初的预想是，卖两套燕郊房，回北京买一套。但这几年里，发生了很多事，燕郊的房子没那么值钱了，他的生意也没那么好做了。为了抓住解套机会，他认识了不少销售和中介，“一来二去成了哥们儿”，想要获得最新的消息。只是行情一直不好，他也只能等待。
真正让无数房主下定决心的时刻，是疫情后的生活状态。
王立新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燕郊的生活，每天跟邻居们拼车，早上6点50出发，晚上6点到9点回来。但疫情之后，堵车时间被无限拉长，“高速入口到检查站，2公里的距离，能走上将近3个小时。”遇到疫情反弹，进京检查站的队伍就像一条长得没边的贪吃蛇，以一个很慢的速度向前蠕动。他到公司的时候，通常已经12点多，比往常晚了3个小时。
▲ 进京检查站拥堵的车辆。图 / 人民视觉
有一次他担心自己被封闭，没法去上班，在公司会议室里搭床住了十多天。
漂了几年，王立新留京的心气淡了许多。留在合肥的发小已经有房有车，结婚生子，是父母口中的“人生赢家”。合肥这几年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不愁找不到对口工作，加上父亲年前犯过一次心脏病，他决定，是时候卖房回老家了。
与此同时，邹涛也收到了老婆的“最后通牒”。幸运的是，环京已经逐步放开了限购，老周也从关系好的中介那里听到了消息，没有燕郊户口和社保，也能过网签，“大家都是只做不说，很低调”。
对方还劝告老周：“乘着这波行情，能跑就跑。”他意识到，这是解套的好时机。
“没买房子就好了”
“有房才有家”，是很多人的传统观念。对于环京房主们来说，这种所谓的保障，渐渐成为烦恼。
身为独生女的宋敏，买房，其实是父母的决定。当时她在上大学，是一位住在北京的亲戚向父母推荐说，一个新楼盘的位置非常好，可以买给孩子。父母把买房当做是大人的责任，“想要尽自己所能为孩子做些事情”。他们想着，宋敏毕业之后用得上，就算是结婚了，手里也要有点财产，算是一份保障。
月供不用宋敏操心，钱会按时打到卡上，为了不增加她的负担，父母甚至在2018年的退休前夕，一次性还清了剩余的贷款。
对适龄男性而言，房子更像是进入婚恋市场的必备品。2014年大学一毕业，王立新的发小就在省会合肥买了房子，准备在外面闯荡几年，就回老家结婚。父母听说了，直夸发小脑子聪明，张罗着要给王立新也买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