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防护服、大规模核酸……疫情下暴增5倍的医疗垃圾去哪了？
作为一类特殊的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因其潜在的感染性位列《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榜首。
2003年SARS之后出台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便明确规定了“国家推行医废集中无害化处理”。
这意味着医废收运，需要多上一道“保险杆”——闭环管理、防止疾病传播。
多位专家表示，我国现有医废感染控制工作良好，偶有工人抱怨被尖锐利器划伤但都未造成感染。同时，从公开报道来看，也并未出现因运输医废而感染新冠，但其感染传播的风险仍不容忽视。
面对一座城市上千家医疗机构，每日几十乃至疫情暴发后上百吨的医废产量，想要“日产日清”，考验着医废收运体系的效力。
由于医废废物处理的准入高门槛和城市规划等原因，部分城市仅有一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而且在区位上，为了尽可能减少处理异味和排放无妨，这类设施一般会设置在远离城市的郊区。
“收运短板”，一个近两年频繁出现在各级政府医废管理文件中的词汇。为此各省纷纷提出“各县(市、区)2022年6月底前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的目标，设置暂存点是一个较为便利的方法。
今年3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银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解决危险废物收集不及时、转运不通畅、处置成本高等问题，全省同步推进58个集中收集试点项目建设，打通危废收集“最后一公里”。
一位西部地区医废企业负责人表示，该市百余家医院的医废收运是由10辆2吨载量转运车完成，至于乡镇卫生院、个体诊所、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则多是自行运往县级人民医院等暂存。
原有收运体系薄弱一方面是囿于基层交通不便、运输距离较长、废物量较小，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医废处理收费标准中，收运费用并未被单独核算。
各地医废多以床位数/患者人次和废弃重量收费。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发现，收费标准大致在2500-4000元/吨之间。以四川省为例，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按编制床位收取2元/天，二级以下按重量计费2元/千克。且自SARS以来，医废收费增量有限。
位于主城区、交通便利、废弃量巨大的大型医疗机构，成了企业们口中的“香饽饽”。国际经验一般认为，住院部医废产生量每天为0.8kg/床，以5000张病床的医院为例，在满床的状态下，每天产生医废4吨，缴费1万元。处置企业只需用两辆转运车，4名转运人手便能完成任务。
而在一些“小门面”中，同样2吨的转运车则可能需要跑上20家医疗机构才能收满。在设备运行成本、医废处置费用固定的情况下，运费的增加，企业自然“挑肥拣瘦”。一些企业尽可能拖延收集时间，由一天一次改为四五天一次。
曾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环境保护部“中国医疗废物可持续环境管理项目”国际协调专家（2006-2018）的蒋峰依据多地经验总结道，当医疗机构位于医疗废物处置厂60千米以外，或其医疗废物产生数量小于50千克/天时，集中处置企业按时上门收集的意愿会明显降低。
如果说以往的疫情考验的是处理能力，那么，2022年兴起的常态化核酸，遍布全城的几千个核酸采样点，无疑对这个收运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去年8月的扬州疫情中，主城区812的核酸采样点动员100名环保志愿者加入，通过设置归集点减轻转运负担。而今年5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罗海林在介绍15分钟核酸检测圈布设后的医疗废物收运模式和标准时则提到：对于便民和流动采样点，由核酸采样人员或工作人员将采样医废随检测样品一起运到检测机构，由医废处置单位集中收运。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主任孙宁在2017年曾对医废管理提出建议，应当实施单独的医疗废物收运资质，允许收运与处理分离，逐步降低成本，处置费用则在收运企业和处理企业之间合理分配。
医废二噁英产量是一般危废的6倍
对于快速处理吨位暴增的医废需求而言，焚烧是一种很容易被选择的技术路径。然而，不论是高温焚烧还是消毒后残渣焚烧，广泛分布的氯元素令医疗废物更多产生一份危险的“馈赠”——二噁英，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一级致癌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