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防护服、大规模核酸……疫情下暴增5倍的医疗垃圾去哪了？
稳定的结构使二噁英能长久存在于环境中，并通过生物链不断累计放大，对位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来说，这些毒性比之最初放大了七万倍以上，且具有高毒性、脂溶性、远距离迁移性。
早在2001年，二噁英被《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列为首批控制对象。2007年，我国向《公约》秘书处递交的国家实施计划中表示，就单位质量废弃物焚烧的二噁英产量而言，危险和医疗废弃物的危害性更大，被列为需优先控制的污染源。
相比于危废，医废焚烧的二噁英排放更令人警惕。浙江大学陈佳等2014年的研究显示，医废焚烧飞灰中二噁英均值浓度为危废的6倍之多。
目前我国医废焚烧烟气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为0.5ng I-TEQ/m3。然而，对于这种可以累积的毒物，即便排放全部达标，总量暴增之下，多位环保人士仍向八点健闻提到，要关注二噁英控制。
从产生二噁英所需的氯元素含量来讲，有研究显示，医废中占比4.56%～7.52%，其他危废则在0.03%～2.5%。这与医疗废物的特殊用途密切相关，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员陈扬告诉八点健闻，从医用氯化钠溶液中的氯，到聚氯乙烯有机大分子中的氯，这些氯源与带苯环大分子结合，都可能造成热解焚烧过程二噁英的生成。
陈扬表示，通过活性炭喷射、脱酸除尘等尾气深度净化技术进行末端控制，在焚烧炉中通过快速升温、保障燃烧效率和急冷降温的过程控制，也包括从源头减氯减的源头控制，三方面统一起来，都有利于控制二噁英的生成与排放。
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前述陈佳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41处医废焚烧处置设施仅有43.90%的烟气二噁英排放达标。天津大学李家福等人2017年分析全国12座医废焚烧炉发现，烟气中二噁英毒性当量浓度为0.031～3.463 ng I-TEQ/m3。
二噁英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几乎无法像pm2.5等颗粒物、二氧化硫等酸性化合物那样做到实时监控。蒋峰解释道，由于二噁英属于痕量污染物，从采样到前处理和分析往往需要好几天时间，每年的监督性监测在1～2次。
不止二噁英，焚烧处置还会产生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剧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以汞为代表的重金属。 焚烧处置则会产生恶臭、VOCs（挥发性有机物）等。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主任孙宁2017年曾撰文指出，比起其他危险废物，医废产生量少，长期以来在地方各级环保部门的环境监管中均不是重点，且国家未进行达标排放情况的总体摸底调查，医废尾气排放在线监测设施大多是一种“摆设”。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中心统计了2019年12月13日-2020年3月13日，56家企业自行公开的监测数据，之后发现，日均值超标企业占比22.9%，超标企业平均超标次数达到6.5天。而在2020年2月13日-3月13日期间，时均值超标企业占比达到25.7%，时均值超标排污企业平均水平为53小时。
零废弃还分析了2017-2019年482家医废处置企业的违规记录，从中发现，超标排污、废气排放、医废以及灰渣管理方面违规企业及违规次数较多，焚烧处置企业累计罚款金额达1356.5万元。
频繁违规的背后是医疗废弃物的处理收费多年无增长。孙宁曾指出，一些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企业尚能勉励维持运行服务，而一些企业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降低技术要求和排放要求。
陈扬也表示，活性炭喷射对于吸附二噁英有益，但活性炭的吸附能力有限，且受到温度和水分等因素影响，造成处理效果不理想，而且也不易监管。未来需要在技术替代和新技术创新方面下功夫，促进二噁英稳定达标问题的解决。
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废之困
医废处理企业抱怨运营费用高企，处理费用却涨幅缓慢的同时，医废的生产企业，医院们，同样在抱怨处理费用。价格成了横亘在医废生产企业与处理企业间的阴影。
而在医废特许经营的制度下，最为艰难的还是基层医疗机构。
“每个地级城市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废集中处理设施”、“县级以上城市医废无害化处置率达99%”是近两年来国家医废建设的行动目标。陈扬表示，县级医废中心的核心问题在于运维，因可处理医废量较小，相关处理企业很难持续稳定营收，因此，应采取可靠的措施，如集中处置中心统管运营、增加运营费补贴、提高该类医废处理收费标准等，确保连续稳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