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金蕴自己制定的OKR，日常工作通常在每天下午2~3点完成，剩下的时间由自己支配。“闲得长草”之后，他甚至在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读起了兼职博士。
每周不足38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还有可能继续降低，雅虎总部准备尝试在维持员工年薪不变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这一政策在2015年~2019年在冰岛率先实验，取得很好的成效。
同一时间的中国，996工作制在互联网行业逐步推行开来，大厂们喜欢“雇两个人，给三个人的钱，干四个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的活儿，让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
李米的老东家打卡时间是每天10~19点，但她承认，绝大多数工作日“19点是走不了的”，“就算工作做完了也不行”。直系领导的作息时间成为了更可靠的参考系。
有一天晚上9点，直属领导拍下空空荡荡的工区，在工作大群里问所有人：“这才几点办公室就没人了，你们最近回家都这么早吗？”李米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从此以后，临近下班，她会先确认一下领导的动态，熬到领导先走，她才敢和其他同事一同站起身离开办公室。
对在另一家大厂工作的程序员王滔来说，在裁员招聘并行成为部门常态之后，她无意间得知绩效考核要和个人加班时长挂钩，于是她的最新目标是成为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
研发需求一个压着一个，为了拿出工作结果，每个产品经理都说自己“是新需求、优先级很高、尽量把功能都实现”，而她应急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加班。除了王滔不善拒绝的性格，最重要的原因是，她需要用又快又准的代码证明自己符合组织对人才的要求。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废话少说，放码过来）。”王滔原本很喜欢Linux创始人的这句话，但现在如果有机会，她想问问这位52岁的前辈，写多少行代码才能避开裁员的漩涡？
李双悦也经历过这种荒谬。武汉疫情复工之后，整个行业就“卷”得很厉害，不仅是自己的同事，从供应商到整个行业上下游公司都在“卷”。那会儿夜里11:30下班是常态，同事们为了让老板看到自己的勤奋，下午去商场排奶茶2个小时，直到6点再缓缓打开电脑。
她不一样，总是尽量在工作时间内把所有事情高效做完，7点钟准时打卡回家。但这样的工作态度，公司并不接受。去年4月，另一个部门的领导把她拉到小屋里问：“作为一个经理级别的人，你为什么每天按时下班？”
她好言好语地解释：“我的KPI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我和老公需要自己开火做饭，不可能每天都11点回家。”他立刻反问：“那你们两家老人是都死掉了吗？”听到这句话，李双悦整个人处在惊吓的状态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 图 / 电视剧《我，到点下班》
但来到海外，她又显得太过勤奋。在瑞典，李双悦还维持着自己在国内工作的惯性——实时回复、事事同步。
哪怕她正在吃饭，只要听到办公软件的提示音就会扔下饭碗，立刻去回复工作信息。但显然，海外的同事都没有患上这种“强迫症”。“我发出的消息，隔两天才有人回复是常事。”她说，“每个人都会优先自己手头有时间表的工作，中途进来的需求就是得等。”直到大半个月之后，李双悦才习惯这种等待。
她的上司们也感受到这种勤奋所带来的压力。
李双悦每天早晨都会用Google Keep记下自己当天要完成的工作，在每一项任务后面打勾、同步给同事和上级是规定动作。来了瑞典，她依然如此。李双悦每完成一项工作，对方都会立刻收到更新推送。
没过多久，直属上级就不胜其扰地告诉她：“不要再把任务表单同步给我，否则打开手机尽是你的工作信息，我压力太大。”领导委婉地说，工作总结每周更新就可以，她又拿出自己在国内写周报的劲头发了个文件夹过去，对方只好直说：“不不不，我没有想看。”
超时工作更会被严肃劝告。为了树立优秀新人的形象，第一次独立交报表之前，李双悦连续加班了一个星期。直到周五，上司发现她竟然晚上10点还在工作，立刻严肃地给她发了消息：这个时间，你应该关掉电脑，和家人待在一起。她只能尴尬地回复：“我这就去”。这件“耸人听闻”的事甚至直接传到了老板那里，对方认真地告诉她：每周工作时长绝对不要超过45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