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同地区国家一样，乐见有利于加强区域合作的倡议，但反对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属于哪一类？首先要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看透其背后隐藏的图谋。”
但靠近美国是否意味着印度已经加入美国的“朋友圈”，所谓的机遇期又能否真正惠及印度，其中还充满不确定性。
由于独特的历史和国家体量，印度长期将自己定义为大国。在外交政策中，印度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姿态。早在20世纪中叶，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在美苏之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黄迎虹解释，即便印度现阶段亲近美国，也只是策略性的。印度始终端着大国姿态，不见得会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只是在中国崛起的压力下，印度接过了西方递来的橄榄枝。
在中印问题上，印度已表现出明确的脱钩姿态。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撰文指出，莫迪政府推行的“中国产业替代政策”表现为三个层次：
第一步，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
第二步，以“印度资本”取代“中国资本”；
最后，在全球范围内，以“美国+印度”的产业合作模式取代“美国+中国”模式。
2021年中印贸易额已达到1256亿美元，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高达690亿美元。林民旺对《财经》记者说，印度担心的是，过度依赖中国商品，会导致印度制造业被掏空，这与美国的忧虑和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的逻辑如出一辙。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2020年出版的书籍《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策略》中表示，印度在当前阶段与不同对象国打交道的策略是，“与美交好、管控中国、与欧洲培养友谊、安抚俄罗斯、拉拢日本、吸引邻国”。
但这不意味着中印关系完全没有改善的空间。“中印合作中的关键问题是信任的缺位。”黄迎虹认为，边境问题只是一层，中印关系还存在着战略性的不信任。“过去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是应该先发展经济、再解决争端，还是先解决争端、再谈经济，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黄迎虹看来，冷战结束后世界建立了新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世界是贸易组织（WTO）等主要机构的带动下，全球的潮流都是开放。印度虽然在寻求中国之外的替代，但这些努力并不见得成效卓著。
一种可能的合作空间依然存在。印度FDI新政的审核仍在进行中，一些被封禁的中国App也有望通过合作的方式重返印度市场。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就在尝试这种可能性。
在靠近美国的策略之下，虽然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向苹果、三星、英特尔、思科等全球科技公司宣传印度市场、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但成效有限。
在苹果全球200大供应商中，设立在印度的工厂仅从2018年的七家增至2020年的九家。三星今年计划将印度手机工厂的产能由每年6000万部扩大到9300万部，在全球产能中的占比由原先的20%增长到29%。
营商环境中的“硬伤”依然顽固：劳动法复杂、征地困难、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落后的物流体系、过低的行政效率等。
印度中央与各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也让中央层面的一些政策推行缓慢。黄迎虹说，一些邦的执政党与中央不同或者不是中央执政党的同盟，常会出现地方不配合中央的情况。
这导致一些政策看似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困难重重，动员效果较差。
作为印度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导人，莫迪推行的“印度制造”政策收效平平。2014年后，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反而从15%下降到了13%。与此同时，印度是年轻人口最多的大国，制造业发展进程缓慢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就业问题。
“印度像一头大象，行动缓慢。”黄迎虹形容，“中国用20年可以做完的事，印度可能要50年。”
当然，印度的缓慢只是相较于中国，在新兴经济大国中，印度的GDP增速已是首屈一指。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全球产业链重组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在进程中。印度并不是唯一适合发展制造业的经济洼地，新的苗头已经出现。杨述成观察到，已有部分供应链企业将布局拓展到墨西哥、非洲、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产业链的迁徙还将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