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问题是印度政府常用以规范或限制外资企业的方式。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其中不乏印度政府败诉的案例。
一位小米印度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小米可以说是印度本地化做得最好的中资企业之一，大量启用印度人作为分公司高管，但依然避免不了麻烦。此次冻结的资金数额是印度史上最大的一次。
《财经》记者综合调研了解的情况是，不只是小米、OPPO、华为等大企业，至少有500家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税务及合规性普查。这是中资企业进入印度以来面临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系统性危机。
“中小企业没有抗风险的能力，如果被冻结资产或者接到高额罚单，很有可能会难以维系，或者就此退出印度市场。”李钦说，这将对印度的营商环境造成一定的冲击。一个商业社会的繁荣，不是只有大企业，更多的还要依靠毛细血管网络一般的中小微企业。
在印中资企业已人人自危，其他外资企业也唇亡齿寒。“这次的查税风波波及太广，其他国家外资企业心里也在打鼓，对印度的营商环境有不安全感。”前述小米人士说。
如今，横亘在中资企业面前的困难重重：公司注册、注资、投资等需要政府审批，企业不能参加相关项目招投标，获得工作或商务签证难度大。据一位知情人士的不完全统计，高峰时期在印度中资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国人大约有1万多，而现在仅剩一两千人。一些企业由于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已退出了印度市场。
但对大企业来说，放弃印度仍是个不太现实的决定，核心原因是无法放弃这个肉眼可见的庞大市场。而且前期的成本已经撒进去了，现在撤出不亚于一场灾难。
一位在印度工作十余年的中资企业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大企业在印度已经投资了数十亿元，这类海外布局是集团层面的重要战略决策，不可能轻易撤退。印度中国商会也在鼓励在印企业。“新企业难以进入印度，已进来的要珍惜开拓印度市场的商机，有条件的还是要坚持。”刘晓冬说。
中国人出海经商，灵活性是最不缺的。将公司注册成新加坡公司再向印度注资，或者直接在印度成立公司；支付渠道被限制，就尝试多家替代供应商；签证被卡，就增加申请签证的人数，把原本的10个名额增加到20个。
如今崔怀舟的公司在法律意义上就是一家新加坡公司，他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新加坡办公。
李钦感受到，从今年开始寻求律所提供专业出海合规服务的中国公司又多了起来，其中主要是跨国企业及不得不随之迁徙的供应商。“即便有FDI的限制，它们也愿意排队等待。”
严潇潇为中资企业承建工程项目，哪怕在2020年FDI新政后，他依然目睹着一片片新的工业园区正在诺伊达的土地上大兴土木。TCL的电视与显示屏产线、OPPO、vivo等多家中国电器及电子企业的新园区都将落地。在热火朝天的景象背后，或许意味着中印间的纠葛将更加复杂。
“缓慢的大象”能不能抓住窗口期？
印度并不是唯一适合发展制造业的经济洼地，已有部分供应链企业将布局拓展到墨西哥、非洲、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纵观世界全局，印度的发展红利期诞生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美间的摩擦和俄乌冲突推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塑，也为印度赢得了相对有利的战略空间。
印度并不是唯一适合发展制造业的经济洼地，部分供应链企业已在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布局。图/法新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5月下旬的亚洲之行中,开展了一系列被解读为有意主导亚洲局势、制衡中国崛起的动作。美国先是启动了包括印度在内的13个创始成员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后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议。今年3月，日本还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向印度投资5万亿日元（约合266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