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相应的，科技制造业领域的创业者却不多。这似乎与印度政府以创业带动就业，扶持制造业、农业、健康和教育等基础性民生行业的初衷相去甚远。
营商环境屡遭诟病
有人用“随意”形容印度的法律，“随意”的结果是让不少中小企业选择离开
在“印度制造”等政策的连番激励下，过去十年间外资企业纷至沓来。
“蜜月期”总是美好的。刘晓冬回忆，大约在10年前，印度政府邀请中资企业投资印度，主动精简规章制度和审批程序。此后，在家电、手机、工程机械、汽车、通讯、建材、新型能源、风险投资等领域，累计共有超过1000家中资企业来到了这片热土。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很快显露出来。严潇潇发现，印度工人的结构更加年轻化，工人的月均工资在千元左右，还不包吃包住。他向《财经》记者评价，这确实是有优势的。“在中国不光是包吃住，每月还要几千块钱工资，就这样还招不到工人。”
据杨述成介绍，中印越三国中，印度的人口红利最突出。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普工工资在4500元-5000元左右，中西部省份也要4000元，越南则在2500元-3000元左右，而印度的普工工资仅需1500元。
但外来者很快意识到，印度市场远比想象更错综复杂。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购置土地的流程烦琐，一些土地所有者逐年提价，租赁成本也随之提高，抵消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
印度的劳动法也非常严格。过去员工在100人以上的企业要想裁员，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否则将面临工会抗议、员工罢工以及法律诉讼。虽然2020年这一裁员的门槛放宽到了规模300人以上的企业，但影响依然存在。
黄迎虹了解到，为了规避劳动法的限制，很多企业宁可延缓扩张的速度，保持在较小的规模，这实际上又抑制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严潇潇初来乍到时，也走过不少弯路。“说起来都是小事，但做事很慢，要花很多冤枉钱。”比如印度人花每平方米15元租到的厂房，中介租给中国人却要25元；招聘时不了解行情，被“忽悠”着给印度员工发放远高于市场价的工资。更有的印度HR谎称印度的每个节日都要放假，一年放100天假，公司根本无法运作。
从成本来看，企业初到印度的投入不小，由于产业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尚未完善，原材料的进口成本、物流成本也比中国要高。以此综合来看，印度的优势并不明显。但严潇潇也渐渐摸索出了门道，“来得久了，管理能力上来以后，成本也在下降”。
不过，有的问题仅凭年限和经验是难以解决的。
赵豪杰是一家半导体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曾在一个跨国通讯企业担任印度市场的高管。数年前，他曾接到一位印度客户的要求，用约200元做一个智能手机。“我们觉得这简直疯了。”当时中国的山寨机也要1000元左右。但没想到，最后印度人做到了，只有两种功能——收发邮件和支付。
张诚曾在一家中国手机公司的印度分公司从事市场业务，印度市场过低且增长缓慢的消费能力让他感到无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人均收入为1920美元，较十年前仅增长了57%。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增长了约1.5倍。
他告诉《财经》记者，当时他所在企业超过五六成的销售量都来自千元以下的手机，毛利只有几个点。即便是以手机等硬件获客、再凭互联网业务盈利的模式，在印度也难以跑通。“用户付费的意愿非常低，游戏和广告业务相对好一些，但广告商发现转化率也很差，久而久之也放缓了投放。”
第三方机构IDC数据显示，哪怕到了2022年一季度，印度智能手机的平均售价仅有211美元，远低于全球402美元的水平。
另一大难关是税务。“印度人自己也说，印度税法的复杂程度恐怕在全世界是第一名。”一位印度中资企业资深人士感叹。
即便是非营利机构，每年也要聘请专门公司，提供税务、账务、审计、合规等方面的服务。稍有疏忽，就是违规金额10倍-12倍的罚款，普通公司的合规成本还会更高。
杨彪2019年撤离了印度市场，他经营着一家主营监控、摄像头等电子成像产品的公司，2017年底跟随下游客户将工厂迁至印度。他告诉《财经》记者，印度执法部门轮番上门，有时甚至封仓库，他不得不支付解封费。对于印度政府捉摸不透的规则，他感到疲倦：“我是去做生意的，没有兴趣花时间去研究那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