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迎虹研究中印经济社会多年，他告诉《财经》记者，印度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发展一直存在“有增长、无就业”的问题，大量农业人口无法通过工业化转化为从事工业生产的城市人口，这导致印度的贫困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更有效的纾解、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黄迎虹调研发现，印度以政府牵头招商引资的，大多是大型工业项目，如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较少，且有一定的教育程度门槛。而中国过去的路线是工业园遍地开花，吸纳各类中小企业入驻，这些企业对工人的要求不高，还提供上岗培训。
因此，印度农民抗议建设工业园区的情况时有发生。“征了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孩子却没办法在工厂里干活，只能当保安。”黄迎虹说。
继“印度制造”倡议后，莫迪在2015年推出了另一项重要倡议“创业印度”（Startup Initiative）。其中一大目的就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将创业潮由印度一线城市拓展至二、三线城市以及半城市、农村地区。
印度政府当时宣布将提供1000亿卢比（约15亿美元）的基金，主要用于扶持制造业、农业、健康和教育领域。
移动互联网培养的生态、庞大的人口以及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为印度创业公司提供了土壤。2020年后，随着美元基金和全球风险资本对中国市场逐渐观望，“创业印度”明显有了起色。2021年，印度独角兽企业和投资进入高速增长期。
第三方咨询机构安永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印度独角兽企业增加了44家，风险投资额创下约285亿美元历史新高。活跃的资本来自世界各地：美国的老虎环球基金、红杉资本、KKR，欧洲的Apax Partners，日本的软银等。
这些资本中有一股势力不可小觑，那就是在跨国公司担任高管或从事投资活动的印度人，如微软首席执行官（CEO）萨提亚·纳德拉、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IBM的CEO阿尔克温·克里希纳等。
“Return in（印度裔企业家）在印度的产业发展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作为一家跨国半导体公司的高管，刘辰说，除了引入投资，这些企业家们还会将新兴的印度公司带进跨国企业的产业链中，促成商业合作。
刘辰长期负责公司产业生态基金的投资。他有不少从事风险投资的印度朋友，“他们通常不是在印度，就是在去印度的路上”。
崔怀舟赶上了印度创业的蓝海期。他曾是欢聚时代YY海外短视频副总经理，2019年他去印度创业时，甚至没有具体的业务模式，但也拿到了险峰K2VC 100万美元的天使轮投资。
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曾提出过“时光机理论”，由于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创业者们可以将发达市场实践出的经验和成果，带入欠发达的市场，有如坐上了时光穿梭机。
崔怀舟在印度创业三年，他感受到这个国家创业生态的火热，酷似移动互联网产业在中国爆发的前夜。创业者们勤劳、肯吃苦，“我们印度团队一直是一周工作六天”。他第一次创业的短视频产品上线仅三个月，日活就达到了20万。
宋阳是一家陌生人社交App的海外市场负责人，2020年，她所在的公司也进入了印度市场。她感受到，虽然用户付费能力不强，但好在人口基数大。只要App出台优惠活动，印度人就会口口相传，一起“薅羊毛”。
只是当时已有大量中国同类公司进入印度，竞争比预期更激烈。“其实印度也越来越‘卷’了。”宋阳说。
如今的印度，独角兽企业数量已超过英国，跻身全球第三。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政府的扶持很难落到实处，据印度第三方机构LocalCircles对8000多家印度初创公司的调查显示，仅有两成受访者从“创业印度”等政府计划中受益，近七成明确表示没有获益。换言之，真正加速印度创业潮的，还是近年来美元基金的避险策略。
另一方面，刘晓冬告诉《财经》记者，虽然近年来谷歌、亚马孙、KKR等美国资本向印度投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基本集中在互联网领域，对制造业的助力很有限。
安永报告显示，印度的独角兽企业集中在互联网领域，金融创新占比最高，其次是电子商务和教育类创新。这些都是印度服务业这一传统强项的优势延伸，庞大的软件人才储备、与欧美接轨的语言能力、印裔企业家的助力，足以让印度将过去几十年的IT优势嫁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