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年3、4月份，周俊发现情况不对。最初是3月，他从丹东订的海鲜进不来北京了，4月，从河南订购的装修材料也进不了。他打电话催促卡车司机，司机也很委屈，“我在这排了7个小时队，到了就让我原路返回”。与此同时，北京的小龙虾开始涨价，九钱以上的，涨到120、130块钱一斤，相比起以前的价格，上涨了44%。因为“疫情（小龙虾）进不来了”。他心想，好吧，疫情又要来了。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能猜得到。4月底，疫情真的来了，堂食不再。“这是簋街最惨的时候，历史的低谷！”他又重复了一遍，“亏啊，别说新开的，所有店全在亏本”。以往，小龙虾旺季是5月到9月，天凉得早一点，8月就结束了。往年疫情反复，商家们还能抓住夏天，即便卖半年歇半年，也是不亏的。但现在，“已经快7月了”。
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4月底，周俊就联系到做直播运营的朋友，开始直播卖龙虾。短视频平台上不敢卖贵，100只小龙虾138块钱。生意红火，配送都来不及，但毛利只有10%，去掉平台和运营方分成，还有员工工资和配送费等固定开销，基本上不赔不赚。
相比暂时的困难，生意人们更重视的是稳定的预期，频繁的变动只会让人心力交瘁。簋街老徐龙虾馆的老板吴业文“早就疲了”，堂食放开几乎没激起他的任何情绪。5月是小龙虾旺季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本来盘算着抓住五一假期，备好货，一天能卖个三万块钱，至少把员工工资发了。但4月底，他住的小区被封，又赶上不能堂食，一开始想着只禁五一，后来想最多一周，再后来就在家一天一天数日子，数了一个多月，还没有解封，他连胡子都懒得刮了。
簋街老徐龙虾馆老板吴业文
禁止堂食之后，吴业文也开始卖套餐，100只小龙虾，原价558，现在卖258。被封在家里的时候，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联系接单，安排送单，在各个群里发优惠信息，忙到晚上一点。但外卖终究不赚钱，到6月，终于盼来放开堂食，不到三天，天堂超市又出事了，他在媒体上看到，这次防控压力比2020年的新发地疫情还要大。那还能怎么办呢？他只能继续发朋友圈，“应好多朋友要求，加上疫情反复……活动继续！”
如果用一条曲线描述疫情之后簋街生意的变化，那它大概跟心脏病人的心电图差不多。簋街老徐的老板娘告诉我，2020年，第一波疫情结束之后，有一段时间的报复性反弹，特别是4、5月份，流水比往年只多不少，每天流水至少两万；2020年6月的新发地疫情只影响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之后食客又迅速回归。
2021年，情况发生变化，零星病例开始增多，“今天还卖得好好的，只要有1例，第二天‘哗’就没人了，跟坐过山车一样。”有关部门曾经有过规定食客不能超过店内容量的50%，但吴业文并不需要特意控制人数，因为人越来越少，就没坐满过。到了2021年十一之后，店里的生意就再没起来——10月是小龙虾淡季开始的时候，同时，那也是北京遭遇额济纳旗旅行团疫情的时候。而在今年，满怀期待迎来的旺季被最新一波疫情无情掐灭，以前一天能卖两三万，现在，“每天能卖一千多就不错了。”吴业文说。
一台ATM机存满了就换另一台
只要在簋街做过生意的人，就很难对这个地方失去信心。它是全国餐饮行业的圣地，用小龙虾和为了吃小龙虾而彻夜拥挤在街上的食客，把自己打造成北京的地标之一。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它创造过无数令人咂舌的财富神话，仿佛只要在簋街有家小门面，财源必然滚滚而来。
我在簋街老徐龙虾馆见到了真正的“老徐”。老徐个头不高，头发花白，他是吴业文的岳父，上世纪90年代，江苏水产商人老徐将小龙虾这种南方食物带到北京，并在簋街生根发芽。后来，老徐成为簋街主要供货商，每天要送上万斤小龙虾。“那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啊”，处处灯红酒绿，大排档塞满整条街道，越晚人越多。2010年之后，吴业文跟着老徐一起干，帮忙送小龙虾，面包车装满后备箱，早上送一次，下午送一次，商户一个电话过来，不够了，晚上还要送一次。但是这时，簋街已经挤得走不动了。
簋街仔仔的玲姐也见证了簋街20多年来的发展。仔仔最初卖过烤鱼，也做过烧烤，最后专注在小龙虾上。2010年之后是簋街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哪叫赚钱？那就是捡钱。”玲姐说。据玲姐回忆，当时簋街上卖唱的歌手，唱一晚上赚几千，传说一家人在簋街讨饭，但讨了几年，就回老家盖起一栋五六层小楼。那些年，簋街仔仔开一家火一家，最多开了十家。每隔一两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周俊就扛着蛇皮袋去附近的银行存钱，从11点存到凌晨两点，一台ATM机存满了就换另一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