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现在（很多店）就算不要房租，也做不下去。”周俊说。他告诉我，从2018年开始，原材料不断涨价，大豆油从125一件涨到239一件，辣椒从6.4块钱一斤涨到16块钱一斤。对商家来说，利润越来越薄，但也不敢涨价，因为“老百姓消费不起了”。传说中的报复性消费大概率不会发生，最直接的证据是，疫情之前，平均每桌消费四五百块，现在大概只有三百多。
“你没有流水啊！”周俊指着店里的空座位，只有一桌6位客人正在吃饭。疫情之后，原先大厅里的50多张桌子缩减了一小半，店里显得更加空荡。晚上八点左右，店里总算来了三四桌食客，坐在靠窗的位置。“现在才开始上人，”周俊说，“即使现在你看到的人，他也不是‘正常’的了。要不就是抖音（套餐），各种优惠，看着有人，其实没有流水的。”
没有人知道寒冬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吴业文坐在我面前，露出一脸疲态，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小。店里没有顾客，只有几份打包好的外卖，摞在离店门最近的桌子上。
疫情三年，他年年贷款。最近又贷了70万，把拖欠的货款还上，把员工工资发了。即便是今年五一，最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吴业文还是没舍得放弃这家店，这里的员工跟着他们干了很多年了，“关店分分钟可以关，但关了他们去哪里？我哪怕能扛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也是对他们的一个交代，我自己心里能过得去。”吴业文说。
去年下半年，北京再次遭遇疫情，吴业文的妻子把店交给丈夫，自己出去寻找出路，“不能两个人都在这儿等死啊”。她做的是青少年近视防护的项目。在她的判断中，即便疫情结束，餐饮行业也难复当年的辉煌。但又因为疫情，小孩子们上网课的时间大幅增加，“这是未来的趋势。”她说。现在，她和一家做近视防护的公司合作，帮忙销售相关产品，平均一个月入账一万多块钱。
杨珊依然能感受到她用心对待顾客获得的回报，前些天她在朋友圈发“要吃土了……”然后就有之前的老顾客，一口气点了上千块的小龙虾。为了应对疫情，杨珊所在的松哥油焖大虾，开发了一种叫“GO店”的模式，准备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所谓“GO”店，就是主打外卖和自提的店，面积不大，二三十平，远离像簋街一样的餐饮聚集区，最大程度上降低疫情的影响。杨珊计划先在北京开一家样板店，看看效果如何，当然，或许还要经历下一波考验。
出品人｜杨瑞春 编辑总监｜唐槭 责编｜金赫 运营｜刘希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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