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三轮油价破百，中国如何应对这一次全球能源危机
除了在“量”的维度下功夫，直接对成品油价格出手也被视为有效应对方法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占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全球油气格局的层面来说，中国原油的产能和影响力相当有限，但是受到的影响却会普遍传导到每个消费者。
据其团队测算，我国能源价格的上涨造成各部门生产成本的上涨，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两个部门是炼油和燃气产业。通过产品的价格变动，能源价格上涨也会传导到居民部门，造成居民生活成本的额外负担。额外负担里增加最多的支出同样是来自于汽油消费，约占每户居民额外支出的15%。
“要想降低这种负面影响，我认为应该从改变终端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入手。在原油价格非常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行政和财政手段对成品油价格进行限制。包括，国内的石油公司自己生产的一部分原油，可以考虑将其利润补贴一些给消费者，优化分配采油的收益。”陈占明称。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在问题之外。多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强调了“寻求替代”的重要性。
2021年，我国石油表观消费7.12亿吨，同比回落2.7%；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18.8%，与上年基本持平。对比之下，清洁能源则是另一番景象。2021年，我国天然气、水核风光电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到了25.3%，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事实上，“十三五”以来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步伐已经加快。
2021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突破10亿千瓦，比2015年底实现翻番，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43.5%。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稳居世界第一。
同时，“十四五”的相关发展规划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6月发布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要达到10亿吨标准煤左右。“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超过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
林伯强认为，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应当充分鼓励国有企业积极投身带动产业发展。“一方面，能源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清洁能源替代势不可挡，国有企业既要有责任感也要有危机感。另一方面，‘三桶油’等企业今年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具备这种转型投资的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邓郁松撰文分析称，从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历史看，在国际油价处于高位时，通常也是最有利于各国推进产业升级和提高能效的好时机。
他举例称，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美国等国家都出台了许多能源方面的政策和法案，以促进节能（节油）技术的应用、提高汽车燃油效率标准等。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进行积极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日本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显著低于其他西方国家，受益于燃油效率高日本的汽车出口在高油价的1980年还达到610万辆的新高。虽然日本国内石油需求高度依赖进口，但由于日本的人均能耗只相当美国的50%左右，高能源价格对日本物价的影响显著低于美国，如今年4月美国的CPI同比涨幅高达8.3%，日本的CPI同比涨幅只有1.5%。
“因此，在当前国际能源价格高企的时候，我国应更加重视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应对高油价的能力。”邓郁松说。
一位国内石油系统专家向记者进一步表达了产业升级的期望。他称，今年自己所在的企业曾经推出过一款性能优越且低排耗的高端石化产品，但是遭受了市场冷遇，销量远不及预期。综合考虑了消费环境、调整生产流程的成本压力等因素以后，下游企业普遍的反馈是：不考虑采购。
“从目前国内市场的情况来看，高端产品的下游和终端需求都比较有限，仅仅依靠中游石化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不够的。如果把目光投向海外，我们对于东南亚市场的培育尚且不足，存在潜力但也需要时间印证。”上述专家称。
周大地提出，应对油价高企要打一场“综合战”。一方面，要注意“大进大出”的风险，即资源大进，加工大出。谨慎面对资源产品大幅度上升以后，饭碗不端在手里的情况。不能把这种方式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选择，不能总做“打工仔”。另一方面，金融对策要考虑全球通胀，如果想靠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很可能成为供人收割的韭菜。使人民币合理的升值，中国的进口价格才会有所抑制，出口利润也会有所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