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强的厂房里堆着服装成品，包装袋上写着SHEIN。SHEIN是新晋的全球快时尚行业巨头。2022年4月，媒体称这个中国跨境电商公司进行了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现在它的估值高达千亿美元。
周强说，SHEIN是他们最重要的客户。他把它叫做“希恩”。之前有媒体报道，广州可能有一半服装厂都在做SHEIN。
周强他们付了500万元押金，成为SHEIN的供货商。在他看来，押金是实力的证明，又能保证他的经营稳定，他很乐意和SHEIN有这样的联系。“其他外贸公司的货不好结账，而且一不小心他们就跑掉。”他说，“希恩是信誉好、有保障的。”
监利没有布料厂，服装厂仍从广东采购布匹。高佳摄
SHEIN给的多是“小单”（小批量生产），要求一周或十天左右交货。“监利没有自己的货运公司，帮我们拉货的，是隔壁松滋县的货运公司设在监利的分公司。”周强说：“如果我们自己有物流，服装厂的成本还能再低些。”
他每天把做好的货放上三轮车，三轮车把货物从汴河镇载到上信城——这是监利城区一处服装产业园，货运公司的装卸货点设在这儿。然后，货物装上卡车，运到虎门。三轮车拉一次货，要价80元，监利到虎门的货运价格是9毛钱/公斤。同样，服装厂要从广东采购布料，布料的运输也经过两次中转。
把服装厂迁回老家，运输成本是提高最明显的一项成本要素。
汪桥镇的范钢，大概是监利县最早返乡的一批人。他开服装厂时，监利没有物流公司，他把货放在客车行李舱里带去广东。现在，汪桥这样的服装大镇和城区之间有专线，物流公司专门派一名司机每天往返接送货物。
范钢的妻子是汪桥镇人，他是重庆人，现在也可以讲地道的监利话。范钢48岁，先在虎门打拼，2004年和哥哥合伙开工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让哥哥留在虎门接单，自己回了监利。
他也讲到货源的重要。“虽说是亲兄弟，但经过我哥一转，我的利润太少了。”他说，监利的服装厂有80%的订单是经过东莞工厂接手后转来的。“现在留在东莞的工厂，大多只接单，或做个头、尾工序，如果货期不紧张，就转到内地做，内地成本更低。”
二手、甚至三手单，没利润，工人的工资涨不上去，因此不稳定，渐渐形成恶性循环。从前年开始，范钢决定自己找客户，做一手单。现在的一个主要客户，范钢称之为“好客户”，给他的工钱和给东莞工厂的价钱相差无几。
“监利的服装厂分散着，老板们要各自找货源。如果能集聚起来，就可能是货源来找我们 ，像虎门那样，名气就起来了。”这是范钢的期望。
程青的服装厂从浙江省温州市迁回家，厂房租在上信城，货运公司隔壁。“中国劳动力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相比以上两位“实干型”老板，程青更会表达：“70后、80后老了，回家照顾老人和开始读中学的孩子，90后、00后不可能来做服装这类劳动型的工作。”
他说话时蹙着眉头，“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慢慢会在沿海地区生存不下去，现在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服装这类行业都在边缘化。”
小规模服装作坊里的剪线工。高佳摄
程青回来快满3年，他妻子回来开厂已经6年，现在他觉得“回乡创业”更多只是一句口号。“我们的电费、物业费、房租都是那么高。”他说，2016年刚回来时，上信城表示对于返乡创业者可以补贴一半房租，这个政策后来没实行下去。
在程青看来，工厂从沿海回流内地是大趋势，也是内地省份的机遇。“如果政府能够引导、扶持起一些印花厂、拉链厂、物流公司，如果制衣厂不用东凑西凑，我们的产业链能完整起来，如果货源能自动流到我们家里，工人能稳定，家里消费就会增长，经济会一直发展。”
他也谨慎地表达观点，“我的眼界就在这个层面。可能在更高层面，在县委的层面，我这想法只是小局观。”
下午5点，货车司机装好了从广东运来的布匹，准备给城区和汪桥镇上的各个工厂送去。“监利的服装加工厂有很多很多。”司机说。周强、范明和程青的服装厂规模算中等偏大、经营稳定的。像周强，他招了80多个工人，程青有50多个工人，范明有30多个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