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津第一次和职校产生交集，是在一次课题调研中，她认识了一名在重庆念职高的学生，老家在四川大凉山。对方告诉她，为了走出大山，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打工和去职校学一门技术，在自己的老家，很少有人能通过高考升学。
从小到大，汪子津升学都很顺利，从江西的一所重点高中毕业，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四年后，又保研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那个重庆女生的经历，让她意识到选择职校的背后有憧憬、无奈和心酸，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或许更多人被过早地剥夺了选择的权利。
2020年5月，她来到江西省某县做职校生调研，试图了解他们选择职校背后的原因，以及他们在职校中的经历，和这份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的意义。
她以实习老师的身份，进入了当地唯一一所职业学校——郊外学校（化名），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她陪学生们一起听课、到实训车间操作机床、去外地实习。
她见证过学生满怀期待地去外地工厂实习，不足一个月落荒而逃地回到职校，希望继续升学；遇见过学生由于内心深处对“职校生”身份的不认同，不愿上前和清华的她打招呼；也见到过“军事化管理”下，学生们“混日子”的心态，以及职校教学资源的贫瘠。
这段调研经历让汪子津对职校生群体有了更细致的认识，在她看来，不能仅用“成绩差”这个标签来概括职校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懂事，进入职校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希望早点挣钱养家，担心在乡镇高中毕业后升学失败等等。
汪子津在硕士论文《成为职校学生》中记录了这段调研经历。硕士毕业后，她在广州一家服务于职校学生的公益机构HOPE学堂工作，延续对职校生群体的观察，陪伴他们走出人生中迷茫的一段路。
2022年5月1日起，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这是《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颁布施行后的首次大修。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在汪子津看来，《职业教育法》能带来怎样的改变，还很难去判断。距离理想化的职业教育或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她说，期待有一天，“让选择升学的学生和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都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汪子津所在的公益机构里，职校生参加戏剧工作坊。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以下为汪子津的自述：】
上职校：一个权衡后的选择
2020年3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学校都推行线上课程。我跟朋友自发组建了一个线上教学情况的调研小组，希望了解网络设备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上网课的情况。那次调研，我认识了一个在重庆念职高、家在四川省大凉山的同学，我才开始对职业教育有了一些认知和兴趣。
我问她，以前班上的初中同学都去了哪里？她跟我讲，有一部分去了职校，还有一部分去打工，很少有同学能够上普高。当时，我对于“职校”这个选择是没有概念的，回溯过往，我的同学中可能有人辍学打工，但几乎没有人去念职校。
和职校生相比，我从小到大升学都很顺利，但是与此同时，更多的人被较早地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走上了另外的人生道路。所以我会好奇，他们选择职校背后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去职校调研之前，2020年5月，我先去了江西省的一个乡镇初中，想去认识一些即将中考的学生，先去了解一下他们（升入职校）前一个人生阶段的状态。
我去的乡镇初中毕业班有三个班级，总共150多人。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毕业后最好的选择是考上县城的高中，但每届只有二三十人能考上。剩余同学里，有近百人能通过普高的录取线，考上乡镇的高中。但乡镇高中的升学率很低，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无论去乡镇高中还是去职校可能都是一个差不多的结果——考不上大学。
所以不少同学会纠结是去乡镇高中、职校，还是辍学打工。
在乡镇初中，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是一个性格大大咧咧、自来熟的女生。她成绩不是很好，每次晚自习我去找她，她都特别开心，因为她不想继续坐在教室里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