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政府要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避免无意的动作引爆或者遮盖风险
第二，从关注实体成本到聚焦风险成本。实体成本都是历史成本，是过去的交易事项（包括合约）导致的。实行减税降费是从降实体成本角度出发采取的政策措施，现在更应当考虑虚拟的风险成本，把公共风险水平降下来。如果宏观不确定性降低了，公共风险水平下降了，企业成本自然就会下降，企业的行为模式自然就会改变。
第三，降低人力资源错配的风险成本。从过去的教训来看，社会人力资源错配导致的风险成本是最大的。无论是在公共部门、企业部门都是如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促进人口、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家庭迁徙，促进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育和人才市场的发展。这既是一个市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平等的问题和政府运行体系改革的问题。
（二）如何降低发展的风险成本？
第一，加大加快治理转型的步伐，协同推进社会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社会化改革就是社会领域的改革，要通过社会化改革加快社会发育。社会发育涉及到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自管理能力、自约束能力。通过社会诚信建设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如果社会没有发育起来，企业家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等方面都很难健全。不讲诚信，不讲契约，会带来企业的交易成本急剧上升。从这方面来说，必须要把社会化改革摆在突出位置，通过社会化改革来推进市场化改革，这是当前要考虑的重大改革路径问题。
通过市场化改革，让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之上还有社会体制，这个社会体制也带有明显的计划特征，所以也可以叫“计划社会”。计划社会这个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科教文卫领域、在户籍管理、城乡分治等诸多方面，这个框架依然存在，这表明社会转型没有跟上经济转型，导致社会发育偏慢，导致市场经济发展缺少社会滋养乃至于社会约束。
第二，完善两级治理体制，调动“防风险”的两个积极性。持续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要防公共风险向中央集聚，必须要有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这两个积极性需要体制和法律来保障。同时，必须持续推进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的纵向治理结构，治理结构决定了治理效能。只有进一步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才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降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第三，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加快金融转型，从“融资”的金融转向“财富管理”的金融，为企业、居民和政府以及养老金等，提供财富风险管理。随着财富的金融化，风险管理服务，包括宏观和微观，国内和国际，都应当成为金融的新职责和新使命。
第四，做好政策预期管理，对相关公共政策进行强制性的风险评估与审查。各个部门要对出台的政策和改革方案进行风险评估，这样可以避免政府对市场、社会带来新的风险，避免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在公共风险管理中，首先要加强对政府自身的风险管理，避免政府无意的动作引爆风险或者遮盖风险，导致风险聚集或扩散。
第五，数字赋能，打造数字化防风险政策工具。数字化为政府的风险评估、风险防范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手段，比如通过数字政府的建设，改变政府“亲力亲为”的做法，通过市场来管市场，通过社会来管社会。利用现有的数字平台，使其作为政府监管的延伸，可以更充分提升政府监管效率。要超越传统的“界域”惯性思维，不搞所谓“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要善于利用市场，敢于借用市场的力量，如购买服务。这不仅仅是利用市场配置资源，也要利用市场实现政府的监管目标和政策目标，这比政府自己直接去做，其效率更高、风险更小、效果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