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政府要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避免无意的动作引爆或者遮盖风险
（二）“风险-成本”视角下的经济发展压力
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但要解决好当前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而且要着眼于各种潜在的问题，即从风险的角度来防范各种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从“风险-成本”这个视角观察，归纳起来是成本问题。各种历史问题属于历史成本，各种潜在问题属于风险成本。发展成本上升，将会拖累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当前全球公共风险是在加速扩散的，世界经济的成本普遍抬升。这里面有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疫情风险、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等等，导致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在被打破，需要重构。这对各个国家尤其对中国来说，风险有多大？这需要新的认知和评估框架。中国很多企业、很多行业两头都依赖于全球市场，产品销售依赖于全球市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也依赖于全球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风险是不断加大的，导致中国的发展成本全面上升。
第一，从“风险-成本”的视角来看，不仅仅是企业的成本，而且是整个国家发展的成本，都在快速上升。在风险社会，经济呈现为风险特征，可以称为“风险经济”，成本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不确定性、来自于风险。比如价格变化，过去我们从供需角度来解释，在风险社会就是一种风险溢价。所谓风险溢价，从供需双方来说，就是面对风险，一方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或者愿意用更低的价格出售。出现负价格就是风险定价的结果。一般来说，价格不可能为负，但从风险角度来看是可能的。原材料涨价，需求者愿意付更高价格来购买，这就是风险溢价，因为风险在需求方。从这个角度来看，成本的本质都可以视为风险转化。当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滞后于风险生成速度的时候，整个经济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发展成本急剧上升。
第二，风险成本将进一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从短期来看，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缩迹象。尤其是今年一季度三个月，到第四个月可能下降得更明显，其实就是公共风险扩大，宏观不确定性上升，预期越来越差，所以宏观经济指标出现断崖式下滑。
从长期来看，我国面临的不可预期的风险成本在持续上升。如果企业采取“躺平”的行为策略，有可能使我国经济落入长期低速增长的区间，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风险，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会下降。代表未来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经济就出现了这种现象，美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我国。数字经济代表了一个国家经济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但是数字治理现在还很滞后，与数字化转型严重不匹配。
四、加快治理转型，降低风险成本
从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降低公共风险水平，提升宏观确定性，关键在国家治理的效能。制度经济学部分地解释了一些国家发展绩效好和一些国家发展绩效不好的原因，把制度因素提升到影响发展的各因素的首位，这对解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开放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在新发展阶段，仅仅从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难以解释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实践。经济是嵌入社会当中的，也可以说是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国家治理，实质上是风险治理，成为构建未来发展确定性的关键。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原因所在。治理转型若是跟不上，各种风险将会全面爆发。降低发展的风险成本，着力点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加快国家治理转型。
（一）降成本要从防风险出发
当前的降成本政策是没有风险概念的，就事论事居多。这与对成本的理解停留在“历史成本”的认知上有直接关系。既然“风险成本”越来越成为成本的主体内容，降成本就要从风险治理入手，从公共风险入手。
第一，要低头看“水位”（历史成本），更要抬头看“乌云”（风险成本）。不能光看水位的变化，因为洪水已经是一个实体，水位的变化只能说明当下和过去，未来的变化体现在天上的乌云，能感受到，但抓不到，摸不着，会下多大的雨，下多长时间，都是不确定的，这就是风险。如果要下大雨，下长时间的雨，就意味着防洪形势非常严峻。这一个比喻，但这跟我们研究当前风险成本问题的道理是一样的，不仅要看到实体，看到呈现出来的问题，更要研究非实体，也就是虚拟的风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