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政府要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避免无意的动作引爆或者遮盖风险
第三，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公共风险管理。要应对宏观经济下行，首先应当在公共风险管理上下工夫，首先要避免政府自身的政策给市场带来新的风险、新的不确定性，而不仅仅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怎么扩张。如果公共风险管理不到位，力度更大的扩张性政策不一定有效，政策有可能会失灵。对于政策失灵，从风险角度来说，取决于政府能不能注入确定性，避免注入不确定性。如果政府无意识的引发新的不确定风险，企业的行为反映自然就是收缩。在企业行为收缩的情况下，宏观政策扩张的力度再大，效果也不佳甚至无效。
用需求管理框架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并采取对策的时候，通过研究已经发现政府政策措施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风险成本在上升。如果不从风险视角来观察，风险成本是很难发现的，因为平时用的是历史成本这个概念，即使风险成本近在眼前也看不到，只是感觉到经济不太好、不稳定，一些指标在下降，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当看到这种状况时，按照传统的思路，政府不由自主地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希望扭转经济下行的局面，但是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公共风险。如果忽略了公共风险，宏观政策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
这就是从风险-成本分析框架来观察到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这个观点进一步延伸到现在的社会是“风险社会”这样一个判断，当前影响宏观经济形势最大的因素是来自于风险。预期转弱实际上也是风险问题，风险越大，不确定性越大，预期就越弱。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行为决策与风险是直接关联的，尤其是面对躲不掉也不能转移的公共风险时，企业的这种行为决策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收缩的行为反映模式。这是一种自保的措施，在看不清楚的时候自然会停下来。所以在高度不确定性、高风险的新发展阶段，需要从风险视角来观察和判断经济形势。
二、新发展阶段的风险成本变化趋势
在风险社会中，企业成本是风险的函数，且具有普遍性、持续性特征，就像持续普降大雨，江河湖泊的水位都会同步上升。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以及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风险对冲能力，降低了风险成本和发展不确定性。但在新发展阶段，必须深刻认识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风险-成本”的转化机理，增强企业对新发展阶段的适应性，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过去假设宏观确定性的条件下，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对冲经济下行，这种分析框架已经不适用了。
（一）导致风险成本趋势性上升的因素
在新发展阶段，导致风险成本趋势性上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适龄劳动力减少都会推高人工成本。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企业用工成本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还与各类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市场形成的“风险溢价”密切相关。比如社会改革不到位、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过大，农民工打工地点频繁变化，漂泊流动，不能在一个城市沉淀下来。这种不确定性，对农民工来说劳动技能难以提高，大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同时对企业来说，招来的工人很难固定，要不断招工、不断培训，难以培育熟练劳动力和技术工人。农民工难以市民化，社会人口大量人户分离，劳动力市场过度流动，由此带来各种风险成本，如社会管理成本、企业经营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这是社会管理体制造成的。
第二，传统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风险。环境问题源于经济的外部性带来的公共风险和社会成本。在工业化水平不高的条件，环境风险不大，大自然可以消纳生产生活的各种排放物。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排放物与大自然的容纳能力产生冲突，环境风险随之增大，影响人类生存和健康。环境治理中采用的让风险内部化措施是一项具有广泛共识的政策主张。从本质上看，这也是一个公共风险内部化的过程，将带来企业成本的明显上升。对企业来说就要增加投入，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排放标准。
第三，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风险。目前全国只有六个省的养老金能维持一段时间，相当多的省份已经收不抵支甚至穿底。到2035年，老龄化进一步加速，老龄人口更多，到那时候老本已经花光，养老风险会转化为企业要承受的成本。如果老龄化速度缓慢上升，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劳动生产力提高、国家治理提升，让企业增强承受力。在老龄化速度很快的条件下，企业的承受能力还没来得及提高，就要承担这种老龄化风险成本，这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