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政府要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避免无意的动作引爆或者遮盖风险
第二，头部企业可引发系统性风险。刚才提到，头部企业可以引发系统性风险，一旦产生风险外溢，就会导致系统性市场恐慌，引起全行业风险成本上升。如果进一步外溢，可能会影响全球。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来美国一些头部企业出现风险，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进而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风险外溢是溢出市场、溢出行业，甚至溢出一个国家，风险不断再扩散，导致企业资产贬值，成本全面上升。
第三，重要性企业风险可波及产业链上下游。重要性企业和头部企业的概念差不多，但也有区别，在产业链供应链当中处于关键位置的企业叫做重要性企业。风险可通过重要性企业沿着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传递，可能演化形成公共风险，促使供应链上的企业成本呈现上涨趋势。
（三）治理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导致整体成本上升
当前的形势是公共风险水平很高，同时市场领域溢出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样就导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为什么会出现一方面公共风险的水平居高不下，而另一方面同时出现个体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呢？这与当前治理转型和发展转型不适配有直接关系。
第一，治理转型跟不上，导致发展成本全面高企。不仅企业的成本，整个国家发展的成本也居高不下，这与公共风险直接关联，与宏观不确定性也直接关联。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全面深化改革，让治理转型适配于发展转型，这可能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要避免出现“100-1=0”的现象，所谓“100-1=0”，就是有100项举措，如果有1个改革举措不到位，就会导致所有举措无法落地。这反映了改革举措相互关联、相互约束的关系，如果没有充分的协商、协调、有效协同，改革就会出现空转的现象。这些年来发布了不少关于改革的文件，但是落地的成效值得谨慎评估。
第二，政策难以预期，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当企业对政府的政策难以预期的时候，企业的风险是上升的，其行为可能是等待、观望，如果时间长了，行为就会收缩，比如投资乏力，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态势就会往下走。还有政府政策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何谓“合成谬误”？政府的政策来自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的政策从各自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合起来看却是错误的。何谓“分解谬误”？就是对一些系统性的不能分解的任务，在时间、空间上进行分解，也会导致错误。
比如降低能耗、降低碳排放，过去是五年一考核，曾经为了加快降碳速度，把五年考核的指标分解成年度指标甚至季度指标，这样一来就导致企业无法经营。如果是以五年为考核周期，企业有一个预期，可以搞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可以做一个规划，也有时间去做准备；如果是年度甚至季度考核，企业无法准备，就达不到要求，最终只能关张。也就是说，有的任务是不能分解的，一旦分解可能就会导致无法实施。所以，政策实施中的偏差和难以预期也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市场本来有不确定性，本来有风险，如果政策难以预期，存在“合成谬误”“分解谬误”等问题，自然就会给市场主体带来更大风险，导致企业不可预期的风险成本上升。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导致不少企业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什么是沉没成本？比如一个设备还可以使用，但由于不符合环保的新标准，设备直接报废，这就变成企业的沉没成本。居民买了一辆车，发动机和车况还不错，但是尾气排放标准提高了，不达标，强制报废，这就变成了生活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无法收回的，更不会带来收益。
公共风险不仅来自于个体风险外部化产生的外溢，也来自于政府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政府怎样避免给市场带来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公共风险管理的首要任务。有时候政府出台的政策，其动机是好的，但是由于对这些政策没有进行风险评估，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性不够，加之政策出台频率又高，在这种情况下就难以避免给市场带来新的风险，导致成本上升。一些企业选择等待、观望甚至躺平，企业行为收缩，与此有直接关系。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宏观经济走势就会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