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政府要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避免无意的动作引爆或者遮盖风险
（一）各种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内部化，转化为企业成本
第一，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拓宽视野，不能局限于经济本身，也不能局限于现实和历史来看。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尔曾经阐述，现代社会已经成为“风险社会”，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成为企业成本的属性。过去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成本的，过去发生的交易事项变成了现在的成本。而风险社会的企业成本不是决定于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未来可能的损失，这种预期损失会转化为当期的成本，包括经营成本和投资成本。在会计准则中，对于未来可能的损失，也就是资产减值做出了规定。如果一些资产预期贬值，就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值准备越多意味着当期成本越高，盈利水平就会下降。这个减值准备怎么来的呢？就是从风险转化而来。从这一点来说，对成本的定义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只看到历史成本是远远不够的，要更多着眼于未来，未来风险可能导致的损失能够决定当下的活动。若投资购买资产，也是同一个道理，当公共风险上升时，所有的市场投资都会收缩。
第二，风险预期决定了成本预期、利润预期。在宏观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企业风险准备就会增大，不仅体现在会计准则所规定的资产减值准备上，也体现在交易成本。比如预期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可能会选择扩大库存，扩大库存就要占用资金，就要扩大融资，多付利息，相应的成本也会上升。这类风险准备远远超过了会计准则里面所讲的减值准备。
第三，当公共风险与企业交易相关联的时候，就会转化成交易成本。企业一般面对的是市场风险，比如价格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经营风险等等，而公共风险是宏观的风险，过去也叫做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常见于金融领域。对于企业来说，公共风险是无法转移分散的，只能承受，比如当前的疫情风险。公共风险上升会影响到所有企业，企业是无可逃避的，比如俄乌冲突，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乌克兰所有企业都面临战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成本都会上升。公共风险作为宏观风险，对微观主体来说是一种外部风险，当这种外部风险内部化，就成为企业成本。当公共风险扩大，不确定性增加时，就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全面上升。公共风险具有宏观性、隐匿性、不可转移、不可分散、不可预测和直接计量等特点，对不同企业、不同行业来说，其实际承受的风险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概率上来讲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公共风险对微观主体来说没有分别，覆巢之下无完卵。这种风险成本就不再是传统会计学意义上的客观历史成本，而是来自于对风险的判断和“风险准备”。当风险准备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意味着企业行为的收缩。当面临公共风险扩大的时候，居民行为也会收缩，减小消费。所以公共风险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也会影响居民，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更愿意用“公共风险”这个概念，而不是系统性风险的概念。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写的《论公共风险》，里面讲了什么是公共风险、公共风险怎么产生、它与制度变迁、与政府财政是什么关系等等。
（二）企业的个体风险外部化会导致所有企业承压
第一，个体风险可能外部化为公共风险。前面阐述的是公共风险于企业而言的内部化过程，导致企业当期成本和预期成本上升，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企业的个体风险外部化，会导致所有企业承压，成本上升。个体风险外部化是指个体风险会转变为一个行业、区域以至于整个社会的风险，即外部化为公共风险，比如金融机构的风险就不仅仅是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可能会成为系统性风险，成为公共风险。某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出现风险，有可能会引发为整个行业的风险，甚至带来整个经济的风险上升，这就变成了公共风险。
例如恒大在房地产领域是头部企业，2021年它的债务风险就引发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上升，这就是个体风险外部化，变成公共风险的一个案例。而且恒大的风险不仅波及到房地产行业等经济部门，可能还会影响社会稳定。恒大还有很多住房楼盘，收了老百姓的钱，没有给老百姓交房，可能会冲击社会稳定。正是看到了这种风险，所以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对恒大的这些楼盘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采取措施。政府采取的措施产生了连锁反应，假如一个企业集团在各地都有房产项目，各个地方政府都要求当地的现金流只能用于本地，以确保当地楼盘按时交付，这样就导致一些房地产企业集团的现金流一下就绷紧了。现金流像水一样，要不断循环运转，如果各个地方政府同时采取这种冻结措施，企业集团内部的现金流就不能流转了。从银行借贷来看，这些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急剧扩大，贷款就会跟着收缩，甚至抽贷。这就是现实当中典型的个体风险引发公共风险的案例，产生了“蝴蝶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公共风险可以起于个体风险的非线性外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