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政府要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避免无意的动作引爆或者遮盖风险
第四，全球化重构的风险。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深入融入全球化过程之中，进口、出口依存度较高，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已经嵌入到世界经济的分工协作体系之中。随着国际社会力量对比变化，地缘政治风险、逆全球化风险叠加扩散，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重构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风险、能源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等急剧上升，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都会不断转化为企业风险成本和中国发展成本。
（二）导致风险成本趋势性下降的因素
对一个国家来说，大变局也是大机会。若国家治理能力和风险对冲能力不断提升，也带来风险成本的趋势性下降。具体来说，以下因素会导致风险成本趋势性下降：
第一，技术进步。企业通过获取新技术和运用新的生产手段，同样有助于应对公共风险，提升风险对冲能力。特别是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和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机器换人”计划取得了明显的就业替代效应，有利于对冲适龄劳动力短缺带来的风险成本上升。
第二，组织和模式创新。这表现为平台性企业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主导的组织形态，主营业务对应主要盈利来源的传统商业模式也在变革之中。随着工业服务化、服务业和农业的工业化，以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原有的经济分工协作体系重塑，经济的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在不断创新，这将提高经济韧性和整体抗风险的能力，增强经济发展的确定性。这意味着企业对冲风险成本的能力整体上升。
第三，经济社会数字化。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和其他要素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不仅仅是一种边际的变化，而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数字化是人类社会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当下流行的经济学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是基于工业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运行经验总结形成的。数字革命跟工业革命不是一个逻辑，比如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关系在数字化条件下反转，数字化催生了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数字革命给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嵌入一个新逻辑，但是我们对此还没有真正的深入认识。最近中央深改委会议提出，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也就是要加快政府与数字化大趋势的匹配性，政府自身要成为主力，应对政府自身产生的新风险。数字化将成为风险成本趋势性下降的主要路径。
三、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以及向成本的转化
（一）当前面临多层次的风险挑战
一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终结。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强化，基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中国供应链面临解构的巨大风险。而重构中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在当前综合国力条件下还力所不逮，处于两难之境，中国可持续发展风险成倍扩大。
二是治理转型滞后。当前政府转型、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之间不适配，相互脱节所带来的公共风险已呈现出扩散之态势。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僵化和一刀切现象，以及各种“合成谬误”“分解谬误”“运动战”“突击战”，都是相互脱节的反映。
三是转向新发展格局面临许多未知风险。从战略方向上已经明确，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其转变的战略路径仍在探索，在疫情冲击下，内循环反而被弱化了。
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导致社会总供需之间形成负反馈，预期转弱。一方面，需求收缩，并同时反映在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的收缩两个方面。另一方面，供给冲击，大宗商品结构性短缺、价格飙升,“缺料、缺电、缺柜、缺芯”问题，均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预期转弱，对未来发展前景不乐观，经济社会行为普遍收缩内卷。这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总供需之间的负反馈，导致经济下行加速。
四是市场主体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上升，欠发达地区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上升。这意味着市场风险在以一种新的形式溢出市场，向政府集聚；地方区域风险通过财政向中央集聚，不断加大政府的风险和中央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