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传统经济强市财政收入下滑，如何把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
按照目前的财政政策安排，从区域看，经济发达省份短期的财政压力会更大。从部分省份4月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和一季度增速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东南沿海省份财政收入的下滑幅度更大。退税是主要原因之一。中信证券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经济发达、增值税比重大的地区，在集中退税时的短期压力也会更大。
以福建省为例，按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本地产生的全部税收，包括上缴中央的部分）的口径来计算，一季度总收入同比增长11.2%，4月单月则同比大幅下降50.2%，即便扣除增值税退税的影响，总收入依然下降14.6%，主要反映了疫情对经济活动的破坏，进而传导到税收。
除了许多大中型城市的财政收入下滑颇受关注，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省份的基层财政困境同样不容忽视。
周茂华对《财经》记者表示，从负债率、偿债率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看，国内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主要是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部分省份。缓解这些省份的债务压力，一是要加快完善举债制度，开前门堵后门；对于地方政府举债、使用、还本付息等各环节进行精细化管理，提升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效率。二是个别地区需要中央进行转移支付，以解“燃眉之急”。三是从中长期看，这些地区需要提升造血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鼓励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扩大税源。四是积极探索公私合营模式和长效机制。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告诉《财经》记者，从债务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并非债务规模较大或者负债比例较高的地区债务风险就更严峻，而要看负债的用途。对于负债用于加强基建等，且能够形成现金流收益的地区，尽管其债务规模相对较大、比例相对较高，其风险仍然可控。
在疫情影响下，今年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是地方债，从县级层面到市级层面，从省级层面再到中央层面，均需要采取统筹协调的措施。朱海斌告诉《财经》记者，中国之前没有出现过地方政府的违约情况，只是融资平台发生违约。融资平台的问题一般最后在地方层面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中央层面，一直在强调“谁的孩子谁抱走”。目前的问题是，在财政部和央行的风险防线中，没有针对地方债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存款方面，中国有存款保险基金，但是在对待地方政府的债务方面，现在还没有保障机制。
朱海斌说，沿海省份的大部分地区通过省内调节，有一定的化解债务的空间，但是现阶段中国各个地方，无论从商业环境还是财力，都有很大差别。如果光看地方政府债务率，不仅仅是像东北或者中西部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债务率很高，东部发达城市的债务率也很高，但是东部地区的高债务率预计不会直接演化成风险，因为它有地方内部的腾挪空间，有更多其他的现金流可以用。问题的关键在一些中西部省份，只能通过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或者中央政府其他隐性的措施来渡过难关。
截至今年5月，广发证券研究报告认为，总体来看，财政收入端仍在谷底附近，地方财政压力仍大，不过一个较为积极的特征是土地出让收入状况初步好转；从财政支出增速、交通运输等基建类项目增速，以及政府基金性支出来看，为稳定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端已尽可能积极。往后看，财政收入端将大概率环比有所回升，一则留抵退税接近尾声，二则6月起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财政的平衡性将有改善。但从目前财政收支进度来看，仅靠环比的驱动力似乎是不够的，土地市场的进一步企稳、存量资金的盘活、准财政工具等增量工具的使用都具有必要性。
求解财政紧平衡
根据民生证券的测算，今年的地产下滑或导致地方财政面临1.4万至2.7万亿元规模的土地出让金收缩；而为应对超乎预期的奥密克戎疫情，财政因此背负了2万亿-3万亿元新增收支缺口。地产和抗疫所致财政压力，并未在年初预算中得到充分规划。若寻求不到增量资金，年初规划的财政平衡将被打破，财政力度不得不面临缩减。
多家机构预计，今年下半年政府部门或将调增预算。天风证券研报指出，按照过往历史经验，有如下方式：从预算调节基金或者结转结余中调入、增发国债、增发地方债，或者以上兼而有之。预计可能预算调入3000亿元，利用结转结余4000亿元，特别国债发行5000亿-8000亿元，地方专项债增发3000亿-5000亿元。总预算调剂和追加规模大约在1.5万亿-2万亿元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