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各种拉锯博弈，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两家都认可的“有面子”的人从中说和。
打人的目的就是避免法律处理，被打者目的就是要精神物质两方面补偿。一般以打人方掏钱+登门道歉认错+各种保证为主，其间双方都要有人作为见证。事后也要散布出去，以此维护被打者的“面子”。
比如县城里面要拆迁遇到钉子户，如果按照法律，直接推土车推平，实际上哪里敢这么做？在县城里，首要是把钉子户情况统计出来，然后分别处理，其中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包干：发动钉子户亲友劝说，一家一家搞定。
曾经有个县城拆迁，一共冒出22个钉子户。书记认定了22个县里干部，每个人都和钉子户是三代之内的亲戚。你劝不通就不许来上班，工资奖金都给你停掉。以至于县税务局副局长抱着铺盖，搬到当了钉子户的小舅子家住，足足赖了五天，最后终于“做通了工作”。
县城里面，事件的处理，只要不是严重违法。很多都有潜规则的影子。所以人们对于事情，找人成了一种本能，不论什么都喜欢找人，动用潜规则试一下。
这样一套体系的运行，需要整个县城是个人情社会，任何两个人都要尽量容易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联系的要足够紧密，也就是人情网要够密够紧，遇到事情才能“兜”的住。所以县城里面热衷交际，热衷联系，这样自己才能和整个网紧密联系，如果遇到事情别人才帮你，潜规则才能对你开放。
《教父》开头的经典场面，殡仪馆老板来找老教父“主持公道”。老教父说你自从生意好了就不再和我来往，现在有事来找我，还和我提钱？要掏钱雇我帮你？
县城里很多人和事也是如此，对某个人的一种极低评价就是“平时不处人，有事找人帮忙，就大桌小桌摆出来了，结果一个来吃的都没有。”
而对干部的尊重也源于此，潜规则的运行，除了多数人认同，很重要的是发生事情，必须要有足够“面子”的人从中说和。首先这个人要有值得大家认可的身份，然后做事要公道，最好还要会说话能讲出道理让大家信服。
在县城的环境里面，最合适的自然是有干部身份的人了。特别是本地出身大家都认识，长期在当地担任一定职务（并不需要很高），说话做事有水平的人。
我在前面说了，县城里面吃公家饭的比例高，干部也多，比起有钱人，大家都比较认可这些人。干部工作稳定、收入比较高、受大家尊重，手里又有权力可以帮人，这使得县城里面对于“吃公家饭”如此向往。
有小伙伴可能会问，县城里有哪些发财机会。
其实在县城怎么成为富翁和大城市差不多，多数都是依靠运气、胆量、谋划实现的。
大城市有的东西，如果有利润，很快在县城里就会出现。如果你发现某个东西在老家县城没有出现，第一反应千万不要是要去填补“下层市场空白”，因为很可能是这东西不适合当地情况，特别是可能因为你不在当地才不知道的原因。贸然想当然的一下踩进去，很可能发现是个大坑。
而且县城的人还会奇怪“这么明显的大坑咋掉下去的，怕不是瞎啊”，真的是双重打击。
我亲眼见过的，就不限于在县城卖JK，卖手办，卖安德鲁貂，开卡游店，开逃脱密室等等。大多是热闹几天，然后因为没有足够客户，很快就垮了。不过县城一般都有大城市的“平替”，也就是廉价版本的各种东西，奶茶在大城市二三十一杯，县城里八块，只是里边既没有奶也没有茶，都是味精和糖的勾兑，大家依旧乐此不疲。
同时也有一些人，是依靠某些其他方式致富的。
比如搞垄断，有的是垄断某样产出，矿石、农产品、土特产任何一样都可以。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河北保定一个地方在河道违规卖沙子，一晚上能卖157万。
有的是垄断销售，比如每次打黑都能看到报道，黑恶势力在蔬菜批发市场搞垄断几种蔬菜销售，一个县的规模，每年就能获利上千万。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也是县城作为人情社会的结果，因为人和人的关系紧密，监管就会变松，只要不是有人存心闹大，一般就那样运转下去了。
不过现在很多县城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大城市的吸引力，特别是最近二十年，随着全国城市化率提高。县城的年轻人流出非常多，很多人到了更大城市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