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公司人最少的时候就只剩了4个人——一个财务、一个实验员、安科峰（法定代表人），还有我。
问：经历了这么多创业的波折，是不是更理解了什么叫“难而正确的事”？
陶勇：难就是在你创业的阶段，难以找到足够的支持和证明，证明它是正确的。但接下来，这个正确就是在你内心里相信。有的人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但是创业者必须因为相信而看见。
问：投资人会看重你个人吗？对很多投资人来说，投资首先是投人，人对了事也就对了。创业者是第一位的，甚至优先于业务。
陶勇：有可能2020年1月20号的伤医事件反而成了一个加分项。当时北极光投我们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可能没有什么挫折能打倒他。这是当时他们决定投我们的一个原因。
问：以前接触过很多创业家，所有经历过困境的公司创始人，都有一套总结出来的生存法则，或者领悟到的方法论，因为所有的方法论都是从困难中来、要解决问题的。你是否有总结出来的自己的一些方法论？
陶勇：对于人生的方法论，我总结为“医学窥镜”。人生有三种方式。一种模式是平光镜；很多人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基本能停留在他脑海深处的都是美食、远足、摄影等等，跟他的工作事业无关，他就是一个机械性的等待下班的人。
第二种模式叫反光镜；有点像汽车的后视镜一样，它会把你工作中的一些戾气反射进内心。你可能一下班特别烦燥，跟家里人找茬吵架。工作不仅对他来说没有带来滋养，反而带来一种严重的消耗。
第三种，就是事业和人生可以成为一种窥镜，像我们做胃镜、肠镜一样。你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内部的结构没有窥镜是看不见的，透过这个窥镜你可能就能发现一些事物背后的一些美。就像看见黑夜里的星空一样。
医学表面上看，的确脏、苦、累、有风险、还不被人理解。但其实背后更加接近生命，更能看到极端的人性。无论是极善还是极恶在医院这个环境里都能接触到。你还能了解更多有意思的生命现象，就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沙滩。
反正我自己觉得，最终医学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极大的平衡。当你深刻领悟了医学这个平衡体之后，不知不觉在内心会建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这个自洽的逻辑体系可以帮你消解掉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打击，或者误解和一些伤害。让你始终形成一种自洽。
问：会和投资人交流内心自洽的逻辑体系吗？
陶勇：跟投资人不说这些，投资人关心的也不是这些，他们关心这个市场有多大，是不是蓝海，投资回报率，最后退出的路径是啥。
问：可是很多投资人都在喊：长期主义是价值投资的信条。他们似乎试图给创业者更长久的陪伴？
陶勇：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PE，全是VC。当然我没有认真去调查过，国际上一些老牌投资基金的耐心是很足的，可以陪你20年、30年。但国内的一些投资基金一般也就是7、8年存续期，等不了你太久。
我不能道德绑架非得要求投资机构跟我一样做一个长期的理想主义者。长期主义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资金是一个助力，能够帮助你迅速扩大规模，提高市场渗透率。你非得要求资金得跟我们理想同行，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问：经历过2020年的伤医事件后，你觉得对你的性格有影响吗？
陶勇：其实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我觉得我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还是那样。
问：有人说，当一个人经历过极致的伤害，或者经历过生死，以后遇到的事都是小事。我对这句话有点怀疑。因为每一次痛苦都是全新的体验，都要身体来承受。以后会打开心结而坦然面对吗？
陶勇：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的影响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在于信念的动摇。因为你帮助过别人，别人应该是感恩的，是心怀感激的，但是反而却被他以怨报德，这件事情最大心结在这儿。有一位朋友和我说，可能大部分人经历你这样的事可能就没法干了，没想到你还能继续在这儿干。
当时，挺身而出的——现场一位患者海田的妈妈，眼科的杨硕大夫，护士陈伟微，还有一位快递员。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真有人见义勇为，真有人不惜生命去保护你。极善和极恶同时显现，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像蹦极，跳下去，弹起来。甚至弹的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