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万安桥失火：每隔五十或百年就毁坏一次是这类文物的宿命吗？
万安桥被学界公认为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中国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也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第二年，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木拱廊桥的一个典范。”上海交通大学木结构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主任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19年，他与国际廊桥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那仲良、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教授米泰瑞合作撰写的中国廊桥专著“China’s Covered Bridges: Architecture Over Water”《中国廊桥：水上的建筑》，就将万安桥选为封面照。刘杰认为，万安桥的存在，是中国古桥梁营造史上最晚到宋代就已经技术成熟并在各地普遍分布的长桥实证案例，它的失去，将使得古代绘画中时常出现的长桥形象在客观世界中又缺少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实证。
屏南万安桥，2002年10月。
画中古桥
1953年，《清明上河图》首次向公众展览，其中一座横跨汴水两岸的宏大木质拱桥几乎是全画的“画眼”。这座木桥，不仅浓缩了当时的繁华，也表述着中国古桥梁建筑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撇，宛如飞虹”，故称虹桥。
武汉长江大桥设计者、当时还是年轻桥梁学家的唐寰澄第一眼看到画卷，便立即被其吸引。他通过研究和计算，推测出了虹桥尺寸，并将其命名为“贯木拱桥”，盛赞“在世界桥梁史上唯中国有之”。后来在设计武汉长江大桥时，唐寰澄便借鉴了《清明上河图》中“贯木拱虹桥”思路：关注桥梁建筑本身，而不是附加物。
宋室南迁之后，贯木拱桥便消失于文献记载之中，以后所有的《清明上河图》版本，木质虹桥已经被石拱桥取代。多年来，唐寰澄等学者一直希望可以找到画上的虹桥。直到1980年，学者们在浙江景宁发现了一座“梅崇桥”，其主体结构正是“贯木拱虹桥”。随后，在浙江、福建等地，又陆续发现了近200座相似类型的木拱桥，唐寰澄等桥梁专家们欣喜若狂：这种技术还活着！
当闽浙山区的木拱廊桥刚被发现时，学界曾认为它们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只是增加了“廊”，这种技术是随着宋室南迁来的工匠将其传到南方，并且保留近千年。但经过20余年研究后，一些学者发现，现存于闽浙山区的木拱廊桥与“虹桥”并不完全一样，在桥梁中部存在一段“梁”式结构，“贯木拱”这一名称也不够准确。在唐寰澄晚年曾与他一起工作的戴志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前后，学界将“贯木拱”更名为“编木拱”，晚年的唐寰澄也认可了这一更名。而如何命名闽浙山区的木拱廊桥，目前学界尚存在分歧，“木拱廊桥”“编木拱廊桥”“编木拱梁廊桥”，都有学者使用。
目前，全国现存的木拱廊桥只有约110座，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交界处，即闽东的寿宁、屏南、周宁、古田，浙南的景宁、庆元、泰顺等地，有6座始建于宋代，其中就包括万安桥，这些廊桥与《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建造技艺属一脉相传，于南北各自独立发展。
木拱廊桥之美，除了合谐生长于山林的姿态，还在于结构上的“力与美”的结合。中国传统工匠们将长度有限的木材以纵向和横向结构像织物一样编织在一起，互相支承，化直为拱，且形成强而有力的稳定空间构架体系，解决了“短材”跨越“大空间”的问题。“这是属于中国传统营造的智慧，与西方的传统不同，我们的祖先更喜欢用简单的思想解决复杂的事情。”刘杰说。
在刘妍看来，古人的智慧不仅在于结构原理的特殊性，更在于实现的技术。闽浙的廊桥，常架于高山沟壑间，很多桥至水面落差便有二三十米高，水下又常有深潭。“编木拱”结构的桥体，只有当最后一组构建到位后，才能实现互相支撑、互相限制和互相编织的稳定结构，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都极不稳定，也便极为危险。在尚无钢制脚手架的年代，处于高山深涧的地理环境中，匠人们必须摸索出一整套巧妙的施工手段，以简陋的材料工具、最小的资源消耗来实现桥梁建造。
根据刘妍近10年的研究，《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建造为官方行为，需要较大财力物力支持，施工的困难一直没有解决，因此在北宋政府南迁后逐渐失传。而闽浙的先民以另外一套技术逻辑和技术手法解决了施工难题，这才得已在闽浙地区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编木拱廊桥”营造技术。“正因如此，编木拱桥这种桥梁类型虽然在世界很多文明、许多历史时期都有出现，但在其他地方都是昙花一现，只有在闽浙地区才发展为数百年传承的成熟技术传统。”刘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