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吃猪惨剧背后：生猪死亡、猪企向农户索赔，“风险共担不存在的”
除了在生猪死亡时转嫁风险，导致代养户信任垮塌的原因还有许多。有代养户在短视频平台发声，表示距离上批生猪交付已经过去数月，至今没有收到代养费，也没有收到新一批猪苗，“风险共担都不存在的”。正邦断料事件发生后，有大量留言在相应视频和新闻评论区表达对一些头部养殖企业的不满。
《中国新闻周刊》检索裁判文书网、企查查等平台发现，当前有大量生猪养殖回收合同纠纷案件仍在审理中。
在这些案件中，养殖企业回收生猪后不按约退还代养户保证金的情况颇为常见。而在生猪染疫死亡的情况下，养殖企业常以生猪死亡交付量不足为由，在代养户付出劳动、承担养殖场及设备折旧成本基础上，拒付足额代养费，并要求代养户承担数百万元的损失。一些主张正当权利的代养户，最终不得不冒着违约风险，以拒绝交付作为与养殖企业的谈判筹码。
争相效仿的扩张模式
“‘公司+农户’是中国特有的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矛盾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南昌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涂国平曾撰文表示。
“以前中国都是小规模生产的小农，而对学界和政府来讲，‘公司+农户’能比较好地促进农户进入市场，是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很好的一种连接方式。这种模式在种植业不太普遍，但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养殖行业就比较常见。”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风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养殖行业，“公司+农户”模式先是在家禽养殖行业采用，1995年，温氏集团用此模式，开始向生猪行业扩张。
中国养殖的生猪数量约占全球生猪存量的50％，产业价值超万亿元人民币。直到2017年，中国生猪养殖产业一直以小散养殖户为主，wind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年出栏5万头以上的养殖场仅407 家，占比仅为0.0011％，而年出栏低于1000头的养殖户数量约为 3766.5万户，占比为99.7827％。从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间，年出栏低于1000头的小散户数量减少了4464.4万，降幅为54％，但生猪养殖业规模化水平仍然很低，提升行业集中度以减轻猪周期震荡已成为行业共识。
但经由大型养殖企业充分成长带来的集中度提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扩张阶段，‘公司+农户’模式在市场风险比较大，而公司自身实力又不是特别强的时候，就格外有优势。”陈风波分析，公司可以通过此模式快速扩大规模，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把资源高效地用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上，比如利用农户的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来组织生产，把资源用于技术研发、疾病防控、饲料供应和开拓市场。而积累了一定养殖技术的农户可以通过与公司合作，降低市场风险的影响。
“公司承担育种、种苗饲料生产、技术管理体系建立等产业链配套的关键环节；合作农户承担肉猪的现场饲养管理。通过该模式，公司有效地整合了规模扩张中需要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公司与合作农户紧密合作，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司地快速扩张。”作为上市公司，在每年的年度报告里，温氏股份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公司+农户”模式在规模扩张上的高效。2015年前后，温氏在家禽与生猪养殖两块业务中合作的农户数，已经接近6万户。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新希望集团和正邦集团开始效仿温氏，以“公司+农户”模式，快速、大力地发展起养猪业务，并借此模式扩充的产能快速冲到行业头部。2015年底，初涉养猪业务的新希望就以“公司+农户”模式，在山东夏津投建100万头生猪生产项目。
2018年8月，中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疫情对生猪产能造成的巨大冲击立即显现，存栏量和出栏量双降，猪肉供应减少，猪价进入上行周期，2020年最后一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一度飙至51.65元/公斤。
猪价高企的2019年，保供开始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高猪价刺激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产能投资。正邦科技的数据显示，2019年，正邦生猪出栏量578.4万头，与正邦签订合作意向的养殖户总计5721户，其中，有生猪存栏的合作养殖户2702户，合作养殖户的年出栏规模以1000~5000头为主，占比72％。通过高速扩张，2020年，正邦生猪出栏量955.97万头，同比增长65.28％，跃居行业第二，签订合作意向协议的养殖户总计7951户，其中，有生猪存栏的合作养殖户6409户，公司合作养殖户的年出栏规模仍以1000~5000头为主，占比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