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吃猪惨剧背后：生猪死亡、猪企向农户索赔，“风险共担不存在的”
抓住“超级猪周期”价格上行机会，以“公司+农户”模式快速扩产，为新希望、正邦、双汇等头部企业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以正邦为例，2019年，正邦以生猪销量同比4.41％的增幅，获得49.25％的生猪销售收入增长，生猪毛利率同比增至20.56％，生猪销售收入达到113.82亿元。
据双胞胎集团官方网站，2020年11月14日，一位农业部门的官员率队考察双胞胎集团时肯定其采用的“公司+经销商+农户”模式是迅速扩大养猪规模的重要途径。这位官员还提示，在高猪价的驱使下，会有更多养户挤进行业，对行业转型不利，要对盲目进入和没有条件养猪的人“坚决说不”。
被超级猪周期放大的“先天不足”
全国各地经历一年多的复产扩产，到2021年第二季度，生猪产能已完全恢复，提前半年完成农业农村部在2019年确定的目标。新希望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较2020年末大幅增加，生猪存栏达到4.49亿头，能繁母猪存栏达到 4329 万头。
半年时间，猪肉价格从2021年年初的36元/kg快速下降到年中的12元/kg，并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保持在12到18元/kg之间低位徘徊。
猪价大幅下跌且长期低迷，饲料成本不断攀升，养猪行业陷入困境。在猪价上行阶段备受推崇的“公司+农户”模式的“先天不足”，正是从这时开始逐步显现。
“公司规模化的稳步扩张对合作农户的依赖性逐渐加强……尽管委托养殖合同对于养殖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奖惩机制已作出明确规定，随着合作农户数量的增加，在合作执行中仍可能存在某些农户与公司对合同相关条款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潜在的纠纷或诉讼，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同时，未来如果出现疫病、当地政策变动或其他规模化企业采取竞争手段争夺农户等情况，可能导致公司对合作农户的吸引力下降，公司与农户的信赖关系受到破坏，从而对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早在2016年，温氏集团就在当年年报中公开提示“公司+农户”模式的特有风险。
“猪价下行，企业违约；猪价上行，农户违约。”陈风波向《中国新闻周刊》概括“公司+农户”模式的“先天不足”。
在上一轮超级猪周期前，行业讨论“公司+农户”的潜在风险时，更强调代养户的道德风险，即趁猪价高企时偷卖生猪，给公司带来损失。直到超级猪周期进入猪价下行阶段，行业才开始关注市场风险下，代养户相对于养殖企业的弱势地位，和代养合同中显失公平的条款。
学界早已注意到“公司+农户”模式下的高违约率。涂国平认为，高违约率已经严重制约了“公司+农户”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市场风险的存在是导致‘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根本原因。”涂国平在《基于博弈模型的“公司+农户”模式契约稳定性及模式优化》一文中指出，“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当价格的波动幅度一旦偏离了特定区间，就会有一方有违约动机和行为。”
涂国平认为，虽然分配机制、约束机制和信誉机制的完善和加强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订单履约率，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风险问题。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中的商品契约是一种现货远期合约交易，远期合约交易不仅中途缺乏退出机制，且天然地具有风险积累机制，而且远期交易又由于有限交易和局部信息的特征不具有规避、转移和分散市场价格风险的功能。因此，具有远期合约性质的‘公司+农户’模式势必阻碍以契约为基础的‘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发展。”涂国平分析。
记者注意到，较早发现并警示“公司+农户”模式风险的温氏集团，近年来不断迭代优化此模式，尝试将“公司+农户”升级为“公司+养殖小区”，养殖小区由公司、政府、农户共同出资建立，提升公司对生猪养殖过程的管控能力。与此同时，公司在家禽与生猪养殖两块业务中合作的农户数量不断下降，从2016年的5.86万户高峰，一路降至2021年的4.8万户。
而在生猪养殖备受打击的2021年，新希望、正邦科技等此前大举靠与农户合作完成扩张的企业，不再公布最新的合作农户数据。
河北廊坊的新希望代养户张伟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他专做了5年代养，收回了80万元的养殖场建设成本，最近一批，是为新希望代养1500头生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