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建交30周年：一场秘密谈判和一次特殊通报背后的建交内幕
钱其琛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只是说，中韩既然是近邻，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中韩关系更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他含蓄地提出，希望美国和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
尽管没有直接回应韩方，但中方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也因此，钱其琛在1992年3月的两会上对外发出了这样一个微妙的信号。
秘密谈判
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张庭延回忆，钱其琛从汉城回来后，亚洲司内部开始深入研究与韩国的关系问题。他们感到，与韩国谈判建交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正当中方在寻找一个与韩国接触的合适时机和方式时，一个良好的契机不期而至。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在北京举行，时任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率团出席。经与韩方商量，会议期间安排了一场不为外界所知的活动。
钱其琛在钓鱼台单独会见了李相玉，与他讨论了中韩关系问题。钱其琛建议，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李相玉欣然同意。双方商定，任命一位副部级首席代表和一位大使级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谈。
5月初的一天，从外交部被借调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工作的张瑞杰大使接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英凡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去一下外交部商议要事，不好在电话里讲。
第二天，司长告诉张瑞杰，根据中韩外长协议，双方要建立秘密接触渠道，中方任命副外长徐敦信为首席代表，任命他为副代表。
张瑞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曾作为东北商业代表团成员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馆员在朝鲜工作过多年，1959年回国，担任过主管朝鲜工作的亚洲司副司长。1982年后，他长期被派驻国外当大使，对近10年来的朝韩情况缺乏了解。准备时间只有一周，他紧急阅览材料，了解情况。
由张瑞杰率领的工作班子中还有来自外交部亚洲司、条法司等部门的6人，其中担任翻译的邢海明是现任中国驻韩国大使。
韩方首席代表是外务部次官卢昌熹，副代表是外务部亚洲局局长权丙铉。
在汉城，台湾“大使馆”人员对中韩接触异常敏感，到处刺探动静。因此，保密是第一要务。
权丙铉以“老父病重”为由向外务部请了假，担任中文翻译的李英百早晨上班时在外务部门口被“绑架”到另一秘密地点去上班。工作班子在青瓦台附近租了几间办公室，秘密工作了两三个月，直接受卢泰愚领导。
因为汉城耳目众多，韩方建议第一轮会谈先在北京举行。工作班子连家人都没有告诉，七个人兵分三路，汇集北京。
5月13日中午，张瑞杰在首都机场迎接第一次来北京的权丙铉。权丙铉个子不高，性格和善，他有些紧张，一直在警惕地观察四周。后来张瑞杰得知，权丙铉是怕被在北京的韩国记者发现，引起怀疑。
双方代表团都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东南角偏僻的14号楼，韩方代表团住在中方代表团楼上。韩方代表入住之后很少出楼门，中方人员建议他们到院子里散散步，去颐和园一游，都被婉拒。
次日，中韩开始会谈。中方想先进行一般性商谈，摸一下韩方想法。这也是张瑞杰第一次同韩国官员正面接触，他主要谈形势、谈原则，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不容商量，表示愿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但未提“建交”字眼，也没提关系正常化。
出乎意料，权丙铉当即回应：中方谈的内容同韩国政府立场一致，他们完全赞成；韩方希望尽快消除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他说：“我们此行是充当清道夫角色，让我们一起把路上的障碍打扫干净，以使两国建交的道路畅通无阻。”
这样，以建立秘密渠道为名的会谈，实际上变成了建交谈判。
双方在建立外交关系上没有其他障碍，主要还是台湾问题。第一轮会谈，双方没有正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只在私下里进行了沟通。
韩国在法理上继承了1919年在上海组建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冷战时期与台湾同为在远东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作为亚洲四小龙成员又有着极为密切的经贸关系，韩国社会中存在较强的亲台势力。权丙铉有时会约张瑞杰在楼栋四周散步聊天，以“韩台关系特殊”为由，试探中方在台湾问题上能否放宽条件，允许韩台之间存在政治往来。张瑞杰则反复向他强调，韩台之间只能有民间交往和贸易往来。第一轮会谈就这样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