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过裁员的打工人开始摸鱼：到公司先睡觉，上厕所刷20分钟手机一天5次
9点，各小组员工继续参与本组集会，分配完今天的任务后便正式开始催收工作。Excel拉出一长串欠债客户的电话，按照列表上的顺序挨个打过去，确认谁能还钱，谁还不了钱。中午12点吃饭后，能趴在桌上午休到1点半，此时音响里传出舒缓的轻音乐，所有人都清醒起来。5分钟后开午会，继续对接下午的工作需求。
许雨光总结了这种会议制度的精明之处，“通过强制性会议来侵占员工的时间，实时监督工作进度。工作饱和了，也就犯不着管摸鱼了。”
无穷无尽的定期会议之外，如果遇到“难啃”的欠款客户，不定期突发会议的压力更大——催收员们像高中时代围着老师一样，团团围在组长工位旁报告客户的问题。5点下班之前如果无法追回账户，下班之后还得继续追，“每隔一小时给组长电话报告一次进度，这个过程会持续到晚上11点。”我问许雨光，为什么是11点截止？“因为太晚了，领导要睡觉了嘛。”
他还记得，公司2018的平均坏账率是3.5%，也就是借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所造成的损失。公司里几百名催收员每收回一笔帐都能拿到不菲的佣金，极低的坏账率为员工们创造出一种财富神话：许雨光的同事无意中瞟到小组经理在那年7月的工资条，达到了9万元。
实行末位淘汰制的公司每天给员工评级，许雨光的领导在10个工作日内攒了6个最低分后“被撸了”，没过多久，许雨光也辞职了。层层下放的高压背后是一个严苛的系统，无论是谁，只要落后就是效率的敌人。
互联网大厂则将枪口瞄得更准，直接指向了厕所。
2020年底，有人爆料公司在厕所里安装了坑位计时器，以控制员工上厕所的时间，网传图片里，“计时器测试中”的厕所上方挂着一块电子屏，显示“有人 00:12”。
而在摸鱼这件事上，大厂还有另一番景象。敏珈很难分清一天中什么时候在摸鱼，什么时候在工作。
她进入了电商直播部门，工作之余，公司鼓励员工每天刷1小时，做直播的，至少看2小时直播带货。这样一来，无论是大清早还是晚上，工作区里的背景音永远都是直播声。看到很会演的搞笑主播，同事们还会把声音放大，让领导也听一听，整体氛围很轻松，“哪些是摸鱼，哪些是工作，这太难以界定了。”
北京后厂村一公司大楼灯火通明 ©人民视觉
敏珈的下一份工作仍选择了大厂，成为一名产品经理。她的工作是优化会员的收银台界面，这时她就会打开网易云音乐，一边听歌，一边分析人家的会员购买界面。过一会再继续用起腾讯视频。mentor在培训时告诉她，“一个好的产品经理，手机里至少要下200个app。”不然就是对自己的岗位职责认知不清晰。她笑着说，哪天国美也转型做电商了，可能就不会觉得员工上班刷拼多多是摸鱼了。
她开始意识到互联网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巨大差异——这里没有人盯着你必须时刻埋头苦干，大家都以结果为导向。但当工作与生活相互渗透，你会无时无刻地想起手上那份待完成的任务。
战术
在法国学者德塞托眼里，摸鱼或许是一门属于弱者的艺术。
他认为，有权有势的精英实现统治运用的是策略，而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想要进行微弱抵抗，只能赖于战术。在《日常生活实践》这本书中，他写道，“力量越强大，就越不敢求得诈取的效果……相反，计谋对于弱者而言则是可能的，而且通常被当作杀手锏。”
当大公司想要员工贡献最后一点价值， 996、007成为常态，一场通过磨洋工来进行无声抵抗的战术也就此开始。
在许雨光发现固定电话会被录音、手机安装录音与定位系统，就连电脑也被墙掉之后，他开始用最原始的摸鱼方式——和人唠嗑，来平复催债带来的精神内耗。
作为一个催收员，唯一有利于摸鱼的地方在于可以大声聊天，没人怀疑你是否在和人吵架，反正整个办公室里都是催收员们对着电话那头怒吼吼的声音。许雨光喜欢听共用一个工位的师傅老黄讲故事。譬如一个客户，在这家小额贷公司借了500万，迟迟不还钱，却鲜有人敢打电话催她。客户信息备注那一栏，前同事提醒着后人：此人一点也不冷静，电话慎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