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关于土地财政多年来的影响，从好处说，是补充了地方财政收入，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钱用于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问题说，第一是地价越来越高，推着房价不断上涨。特别是大城市，大多数年轻工薪族买不起房，买了房的搭进了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的积蓄，还背上沉重的债务。没买房的也有相当重的租金负担。商铺的租金也很重，只能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第二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受到侵犯。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地方政府却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收入全归政府。第三是政府通过征地卖地占有了越来越大的资源，挤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1995年，全口径政府支出约相当于GDP的17％，2021年已经接近42％。土地财政对此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还扩大了财富分配差距，使有房和无房者的财产差距越来越大，压缩了中等收入阶层。第四是房地产负债不断扩大，杠杆率越来越高，并促使经济脱实向虚，已经形成了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因为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泡沫越来越多，土地财政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的确，从种种迹象看，一些地方的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这个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但是财政支出又在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财政收支的矛盾看起来越来越大，但是政府债务也已经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算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之后，依靠大量发债维持财政平衡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觉得，这种矛盾应该如何解决？
王小鲁：关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收支不平衡问题，地方债的积累也是个长期过程。政府过度负债实际是寅吃卯粮，饮鸩止渴。既然如此，老一套刺激政策、扩张政策只能加剧矛盾。政府支出必须收缩，要过紧日子，要量入为出。凯恩斯那一套靠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已经过时了。要把不急需的投资支出砍掉，把过高的行政支出压下来，把政府大手大脚花钱、到处找投资项目的习惯改掉，把资源留给市场支配，让市场真正起作用。政府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集中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用于保障民生，用于失业救济，以及给企业减负。只有老百姓的最终消费需求得到保障，才能支撑经济增长，经济才能转危为安。
中国新闻周刊：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和房地产业整体不振的影响，不止体现在财政方面。你认为，其对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可能产生哪些不利影响？
王小鲁：粗略估算，未来14年随着城镇化率继续提高、刚性住房需求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继续上升，平均每年充其量需要新增城镇住宅10.7亿平方米左右，而过去三年平均每年新开工住宅面积15.9亿平方米。现在每年新开工住房建设面积已经大大超过每年的合理新增住房需求。如果按这个建设规模，平均每年可能有1/3的房子卖不出去。因此，未来房屋滞销、土地需求下降、房价地价下降恐怕是必然的。土地财政也将难以为继。接下来无非是两种可能。
最不愿看到的情形是，政府收入会急剧收缩，财政面临严重困难。地价和房价下降会使以土地为抵押的政府债务和以在建房屋为抵押的房地产企业债务大量成为不良债务，发生偿债危机。政府可以禁止房地产企业降价销售住房，但如果房屋持续卖不出去，房地产企业可能倒得更快。偿债危机会拖垮大量的中小银行，危及资金正常周转，因此会把实体经济拖下水。
如果是“软着陆”，有可能争取房价不出现断崖式下降，而是延长调整期，采取相对缓和的调整，但房地产业收缩和土地收入减少恐怕是免不了的。经济增长可能在更长时期受到拖累。但如果想用大规模货币放水的办法来扩张需求、拉动增长，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把经济推入更大的萧条。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有经济学家认为，应尽快对房地产企业实施救助政策，比如，对出险的企业进行注资甚至国有化，对未出险的企业从流动性层面给予支持。你认为是否必要？
王小鲁：政府给房地产企业注资，资金从哪来？只能是大量借债透支，把房地产泡沫变成政府泡沫。对企业实行国有化，是否企业债务要由政府来还？用什么还？如果大量出险都由政府兜底，对未出险的企业给予无条件的流动性支持，政府要印多少钞票？会把金融泡沫进一步扩大到什么程度？不会把短期、中期危机变成长期危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