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盯上小米、OPPO、vivo，国产手机出海有多卷？
杨述成也告诉记者，印度上诉流程较为漫长，但从另一方面讲，真正落实到罚款这一步也比较困难。“印度社会有很多灰色地带，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一些问题。”
2019年4月，印度哈里亚纳邦古尔冈市，街头的一家手机店销售有OPPO等诸多品牌。图/IC
相比于税务调查，杨述成更加忧虑签证的发放，将其称为“在印中资手机企业面临的首要困难”。“因为对等原则，当前印度发放的签证数量极为有限，但是中资手机企业需要大量管理、技术人员到印度，需要动用私人关系打通关节，付出大量金钱和时间才能获批数量有限的签证。”
目前需要获取签证的人数高达数千人，在2019年高峰期，中国在印度手机产业链的管理、技术人员约为1万人，目前仅剩下1000人左右。
税务调查、限制签证，被解读为印度对中资手机企业不再友好，这背后是印度对中资的警惕。2020年4月，印度发布FDI新政，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投资印度前，需要经过审查，针对中资的意味明显。2021年，中国企业对印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跌近70％，仅剩6318万美元。
FDI新政发布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中都没有明确消息告知相关的审批动态，直到最近才有印度媒体放风称通过了少量的来自中国的FDI申请。
“FDI新政限制的是股权行为，即新设企业、股权转让、与印度企业合资乃至现存的中资印度企业增资扩股。甚至有些项目可能是合同签订于2019年，但在交易收尾时突然受到FDI新政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申请FDI许可。”李钦告诉记者，即便最近有消息称有数十个中国项目拿到了FDI许可，但里面真正在印度新设企业的项目，可能并不会太多，这也可以反映出印度的FDI新政对于中国投资的影响。
前述印度中资手机企业人士透露，税务调查后，手机企业更加会减缓在印度的投资。
显然，在印度的中资手机企业正面临新一轮博弈。
博弈印度产业政策
“中资手机企业在印度发展超过7年，对方也会从税收、拉动GDP增长、带动就业三个维度评估。”杨述成尝试从印方角度理解这一轮针对中资手机企业的税务调查，“从印度方面评估的结果来看，中资手机企业确实为印度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吸纳约40万人就业，但是却被认为没有带来足够的税收，拉动GDP增长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李钦认为，印度对于中资抱有“两分法”的态度：即区分在印度设厂的中国汽车、机械制造、电子等需要大量投入、能够创造就业岗位，并且不能说撤就撤的实业投资，和“轻装上阵”，甚至不需要在印度设立实体就能吸引百万级乃至千万级用户的互联网投资。
“后一类投资受到印度政府政策直接冲击和影响最大，而实业投资虽然由于疫情和印度政府施加的清关、进口限制等受到负面影响，但印度政府明白这类制造业企业可以带来就业以及先进的生产及管理经验，与印度政府‘印度制造’的计划相匹配，因此通过印度政府FDI审批的项目也大多为这类生产型企业。”李钦说。
从“两分法”的角度看，中资手机企业本应受到欢迎。
2014年，小米、OPPO、vivo等中资手机企业进入印度市场，时值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他提出的“印度制造”倡议计划将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5％提升至25％。次年，“分阶段制造计划”（PMP）通过，以加征关税的方式倒逼企业将生产转移至印度。
2018年，印度新德里，LAJAT NAGAR手机城外的vivo等手机广告牌。图/中新
据vivo 2021印度影响报告，vivo 2014年进入印度市场后，响应“印度制造”号召在印度建厂，并于2018年再次买地扩建工厂，印度工厂有一万名雇员，年生产力将从目前的5000万台逐步上升到6000万台。而在供应链方面，目前vivo电池的供应链有95％来自印度本地。2023年，预计显示器的当地供应链占比将达60％。2024年，预计充电器的当地供应链占比从目前的60％上升到75％。
据杨述成介绍，目前中资手机企业在印度投产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关税提高了在中国采购的成本，手机进口的关税为25％，供应链产品关税为15％，目前一些元器件、芯片仍是零关税，但是一些关键的辅料，如屏幕、摄像头、电池、充电器等加征15％关税，“这些被增加关税的原材料、零部件产能是转移至印度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