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上街摆地摊：没有“月入过万”，一晚赚的钱只够两杯啤酒
我在摆摊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客人多起来的时候，我要不断的往杯子里装冰块，盖上盖子打包，同时还要照顾瓦斯炉上的开水和处理上一杯咖啡留下的咖啡渣。我曾经想象过要遇到些有趣的人——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是会对这种时刻抱有想象的。但事实上并没有，大家总是买完咖啡，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聊就走了。
摆摊讲出来是好玩的，浪漫的，人要逃离自己单调的生活，要去找一点新鲜感，但戳破这一层外壳之后，感受最多的，依然是现实本身。
我们摆摊是为了什么
我偶尔会想起摆摊时候的一个画面，一个男生曾经在摊上看到我手忙脚乱地烧水，然后发问：“你们不是专门来摆摊的吧？你们摆摊为了什么呢，为了快乐吗？”
第一反应确实是快乐。有那么一刻我在想，如果“被困住”快乐就要消失，那我能不能去获得一种“在地”的快乐，而不是永远指望出差、旅行和流浪。
要快乐，就不能考虑其他东西。我甚至压根不考虑这件事能不能赚钱，我们摆摊的流水归楚姐，因为所有的设备都是她添置的，咖啡也是她做，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烧水、往杯子里加冰块，往煮好的手标茶里面加奶和糖浆，打包，而我能获得的东西是跟着她学做咖啡，以及下一次搬家的时候，把她的意式咖啡机搬回我家。这是一门令我非常满意的生意，在摆摊的时候，我真的拥有了一张在户外的桌子，还有无限续杯的咖啡。
楚姐和我出摊都很随性，要做就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户，冰块到了那就出摊，心情好那也出摊。我们后来也没有买小推车，因为有一天经过胡大饭店，发现他们有好多小推车堆在后厨，楚姐跑上前去，跟保安大哥说想借一会儿推车，结果对方没有一点犹豫就答应了。习惯了被拒绝、被阻拦、被检查，这种时刻让我有些感动。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楚姐还去云南摆了摊。这件事原本不在她的计划之中。她本来只是想去云南躺一阵，但刚到云南，她就被那边的市集和摊位包围了。云南的摊主们卖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人卖拥抱，有人卖自己写的诗，有人卖日落——摊主的手机里有据说非常好看的日落，想看就花钱买。楚姐和我感叹，我们的想象力是不是被北京限制住了，北京所有的摊儿都是物物交换，卖咖啡、卖酒、卖手工艺品，都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想象力如此匮乏。和楚姐打电话的时候，我能听到电话那头的蟋蟀的叫声。
楚姐在大理摆摊
到如今，我和楚姐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过面了。因为体会到久违的正常生活，她回京的计划一再后延，直到昆明有新增病例，她才在“回不来”和“要隔离”的提心吊胆中买了返程机票。眼下，她还没有新的人生计划。
我们的摆摊计划就这样戛然而止。而我并不难过，毕竟人只有在最糟糕的时候，才会把希望寄托在那张户外的桌子上。
即使摆摊并没有那么美好，但我的朋友们依然还在摆摊，他们总归获得了一些什么，这才是重点。Elmo说自己从摆摊这件事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每天都在见新的客人，认识新的摊主，这种不断认识人，观察别人的生活的感觉太好了，你懂吗？”
他最近常去的是前门的一个市集，包月的摊位费六百多，主办方还提供晚餐，在前门，游客并不像以前那么多，但他打算一直摆摊下去了，只要后备箱经济还在流行，他也想好了，“如果有一天市集在北京不再那么受欢迎，可能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恢复正常的娱乐生活了，那我也可以出去玩了。”
这个八月，我已经很少在北京见到野摊儿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烧烤摊上吃东西，卖烧烤的老板突然骑着自己的三轮车掉头走了，走之前还一直朝我喊，“去马路里面吃，城管要来了。”我并没有当一回事，结果过了十分钟，真的有一辆白色的执法车停了下来，对着我一顿拍照，拍完就走了。
阿鸦后来告诉我，那几天城管检查得很严，他也被迫停了几天出摊。如果被抓住就要罚款。我想，如果是我们被抓住，那就直接丢下东西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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