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上街摆地摊：没有“月入过万”，一晚赚的钱只够两杯啤酒
这个夏天，就在我们的附近，在城市的街边巷尾，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摆摊，可能是兴之所至的兼职之举，也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全职行动。太阳还没落山，年轻人就支起小摊，挂出小灯泡，卖饮料、咖啡、五颜六色的小饰品，可能走几步就能碰到，成为一道新的城市景观。
当然，所谓摆摊，怎么都不算一件新鲜事，小商小贩，支摊设点打游击，十年前有，五十年前有，一百年前也有，古老的摆摊和新时代的摆摊到底有何区别？当我们加以讨论，其实说的是在当下，一部分本来不会去摆摊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个古老的行当，这当然有整体经济的因素，但也有更多的理由。
本文中，“我”和朋友们选择去摆摊，金钱的考量只占其中一部分，他们将之当做一次对生活的“突围”，一场并不激烈的反抗，一种兼具浪漫和勇气的生活方式。虽然现实永远坚固，但重要的是，年轻人依然获得了一些让他们珍视的东西。
撰文丨谢京巡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两个没有工作的人去摆摊
两个没有工作的人去摆摊，这件事听起来非常顺理成章。
今年北京疫情的时候，也许是日子实在太无聊了，也许想做点事情来转移“被困在北京”的注意力，我那段时间时常被一些奇怪的户外工作吸引，如果要总结的话，应该是一份在户外的、能见到人的、乱七八糟的、不用动脑子的、全无意义感的工作。
摆摊听起来就不错，想想就很拉风，可以光明正大在户外待着。北京的疫情消停后，和我一起摆摊的是我的朋友楚姐，她本来是一个科学编辑，因为在居家办公期间偷偷回了趟老家，她失去了工作。
这个失业理由有些过于荒唐，或许楚姐失业也有别的原因，但这不重要，我在楚姐被裁的同一时间辞职了。我原来在媒体行业工作，对之的想象是非常辽阔的，但怎么突然有一天我就得被困在家里不停打电话呢，我的精神变得奇差无比，常常电话接通着，我不知道应该问什么，也听不清对面在说什么。
有一天深夜我和楚姐，还有几个朋友出门散步，偶遇了一个招牌已经被撤掉的门面，但上面留下的钉子和锈印还非常明显，这里是“XX人才市场”，那个场景非常魔幻，我们合了一张影。一个月之后，合照里的五个人，就只剩下一个人还在为北京的GDP发光发热。我们常聚会的一个微信群里有9个人，突然也只剩下一个人还在工作。一位电影行业的朋友在今年决定辞职去留学，一位朋友从上海来北京玩，就再也没能回去，在朋友家的沙发上睡了两个月，终于开始找新工作；还有一个朋友遭遇了项目被砍，部门倒闭，集体被裁，过去几年里，她的每一份工作几乎都是这样结束的；另外的一些朋友则在不同的时间决定去打零工，或者直接在家躺平。去年，今年，失去工作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
我们决定去卖咖啡。楚姐家有非常齐全的咖啡设备，五月份的时候，我经常无所事事地游荡，从东五环外一直游荡到鼓楼附近她的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她给我煮一杯咖啡，聊会儿天，我再坐两个小时的夜班公交回家。我们最早开始有点摆摊的想法的时候，她就开始在手冲的基础上添置瓦斯炉和魔改壶，那个像黑色砖头一样的玩意儿可以直接靠人手的压力萃取咖啡，这解决了户外电源的问题。
然后我们还需要推车和桌子。我们在网上看了手推车，二手的也要一百多块钱，我们果断决定用一个二十块钱的可折叠桌代替。
出摊地点早就看好了，就在楚姐家附近，那个位置过去是个卖酒的摊儿，还卖过凉粉，这意味着“这里可以摆摊”，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判断的。
真正出摊的那天非常仓促，冰块供应商突然打来电话，说下午会有两袋冰块送过来，我们想了一下，也没有别的特别需要准备的，就决定出摊了。只卖冰美式、Dirty和手标奶茶。
我和楚姐的摊位
支摊儿的那个时刻我有过几秒的紧张。过去人生好像所有的行为都是遵循着“有意义”这一原则，实习要是有意义的（绝不把寒暑假的时间浪费在端盘子这种事情上）、学技能要是有用的、找工作也要找意义感更强的，意义感甚至压倒金钱上的回报，也优先于快乐。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在当时，我突然发现意义感好容易跟着生活一起被毁坏，有一天你什么也不想得到，只想去摆摊，唯一的心愿是想拥有一张在户外的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