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上街摆地摊：没有“月入过万”，一晚赚的钱只够两杯啤酒
Elmo的摊位
Elmo开着他的车去摆摊，后备箱一打开，再支一张桌子，卖东西的地方一下子就宽敞起来。一些更有经验的摊主会说，食品饮料是最赚钱的，但Elmo白天要上班，没有更多时间去准备原料，所以他卖的都是不怎么需要加工的东西，比如饰品，进货过来就能卖，最省事，而且小红书告诉他，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也好卖。为了使摊儿更显眼，他特地加了一串小灯泡，还定做了带自己名字的桌旗。有时候，看见隔壁摊主埋头玩手机或者串珠子，他还会忍不住上前说两句，“客人来了你好歹站起来呀。”
阿鸦，一个85后的国企员工，每天早上八点出门，坐一号线，从传媒大学站到西单站。过着最符合“国企刻板印象”的那种生活：每一天都是固定且重复的：打卡上班、聊天、午饭、下午茶、打卡下班。只有同事间不断变化的时政话题还能让他确认日子在流动。原来他在一个私企上班，偶尔加班，手上一直有项目，到了这里之后，不仅项目的节奏进展缓慢，一个项目做完之后，再也没有工作接上。
几年前转正谈话的时候，领导问他在公司有什么感觉，他很坦诚地讲了很多问题，“节奏太慢”，以及“很多岗位形同虚设”。但现在，他基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学会了和同事们聊天来混过这一天。
他最初想去摆摊是在6月份，在封控区里过了大半个月，这更加剧了他的“无聊”，完全躺平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虽然不用无休止的加班和内卷确实是一种幸福，但阿鸦在自己的生活里看到的是另外一重困境，国企的合同第一次签2年，如果没有犯下什么大错，第二次再续签的时候就是一份终身工作，再也不担心失业，但生活的滋味也就止步于此了。阿鸦总是感觉到人要废掉，尤其是同事圈子里一个同龄人都没有，这件事让他惶恐，出来摆摊，他期待重新获得跟人打交道和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
阿鸦的同事们在知道他去摆摊之后，第一反应是：“我们工资虽然少，也没有到那份上吧。”但阿鸦发现，也有很多同事在这两年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显露出一种紧绷感，以前，单位里并不鼓励员工有副业，但今年，他发现同事们都已经管不得那么多了，大方谈起下班之后去开网约车的事。
尽管阿鸦一再强调，不指望摆摊这件事赚多少钱，但你仍然能感受到，这也是阿鸦坚持出来摆摊的一部分原因，阿鸦的小孩刚出生，妻子白天在家全职带孩子。他也提到很想开一家店，但疫情下的环境实在让他不敢踏出这一步，只能先摆摊试试。
实际上，阿鸦一直有“重新做生意”的愿望。2016年的时候，阿鸦曾经拥有过一个小小的档口店，那时候阿鸦还没进国企。在那个店里，他第一次拥有一份小小的事业，他挑选供应商，付出加盟费，买设备，研究怎么把食物炸得更好吃。
他最喜欢自己店里的门头招牌，会闪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是他花了几千块钱找人做的，但那家店只持续了7个月，街道要进行改造，所有的档口店都要被清除出去，他的整个店面都被砸掉了。
我就是在当初被清理的这条街上遇见阿鸦的，和几年前相比，所有门面的招牌被统一了风格，网吧和档口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化带，到了夜晚，绿色就变成浓黑，呈现孤寂之色。夜里一点多的时候，街上黑黢黢的，只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瓦罐汤店给阿鸦的摊位提供了照明，他在露营车上面架起来了一块桌板，燃气炉和烤盘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四罐调料挤在桌边，这时的阿鸦不再是一个故作老派的国企员工，他戴着鸭舌帽，给烤肠翻面时，显得既专心致志又胸有成竹。
古老的摆摊和新时代的摆摊到底有何区别？
也许是因为摆摊真的成为了疫情之后新的零工经济潮流，有一篇专门写摆摊的文章，标题就足够惊悚，《辞掉互联网大厂年薪60多万的工作，我去摆摊卖凉皮》，那篇文章里提到的摊主们带着互联网思维去摆摊，要拉人，要直播，要赋能，还要记录用户画像，甚至给自己定下来一天要拉多少人进群的KPI。
听起来就煞有其事，仿佛存在一个“摆摊风口”，人们不是因为无聊去摆摊，而是因为其中有着财富密码。这当然是一种更加契合时代情绪的叙事：不肯承认无聊，只想彰显野心。毕竟，摆摊怎么都不算一件新鲜事，所谓小商小贩，支摊设点打游击，十年前有，五十年前有，一百年前也有，古老的摆摊和新时代的摆摊到底有何区别？当我们加以讨论，其实说的是在当下，一部分本来不会去摆摊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个古老的行当，这当然是非常典型的中产视角。我和我的朋友们去摆摊，金钱的因素只占其中一部分，我们将之当做一次对生活的“突围”，一种兼具浪漫和勇气的生活方式，但也有另一些人，想的就是“煞有其事”，大家做的梦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