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上街摆地摊：没有“月入过万”，一晚赚的钱只够两杯啤酒
当然，这种“煞有其事”的欺骗性极为有限。
在网上，有人专门汇总了109个在北京可以摆摊的地点，其中大部分是某个地铁站出来的天桥、学校某个门口的街，提供的信息细致到“下午的时候没有城管”，“管的不严，看摆的方式，可以拿在手上卖”。
还有人专门总结了摆摊的经验：“不要卖网红的捞汁小海鲜，因为很少有人敢在外面吃海鲜”，“同一个市集上摆摊，选品超过三天就要换新的”，“不要在摊位上卖比商店里更贵的东西”，“不要相信月入过万的摆摊神话”……
在疫情之前，我曾经实习过的一家公司会每个月固定组织市集，来的大部分摊位主都是手工艺人、设计师、艺术家这样光鲜的角色，喜欢逛市集的也都是高素质人群，他们不会对价格敏感，我至今对一些商品印象深刻，定价55块钱的起泡酒（250ml），88块钱一个的手工香薰。
但这个夏天，当我走过许多市集的时候，我看见和以前的市集完全不一样的情形，摆摊的年轻人们在市集上卖鸭屎香柠檬茶、捞汁小海鲜、还有各种“义乌小商品”，稀稀拉拉的饰品区里，卖手工耳环的老板在摊位上写着“均价二十，欢迎试戴”。
Elmo申请去市集摆摊的时候，起初还会遇见一些尴尬，市集主办方要求提交的内容里，有一项是品牌LOGO设计理念，Elmo一看，“我这不仅没有理念，我甚至压根没有设计”，但越到后来，市集越开越多，主办方的要求也越来越低，几乎到了交摊位费和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入场的程度。7月底的一天，Elmo记得，央视《新闻周刊》报道了后备箱经济，一位受访者在报道里提到后备箱经济是新的潮流，“年轻人可能对经济环境的信心下降，想要通过副业增加收入。”之后，不仅有组织的市集多了起来，许多原来和他一起摆摊的人开始转型成为主办方。市集也开始涨价，亮马河蓝色港湾附近的一个市集摊位费甚至涨到了490元一天。
相比我和楚姐选择的野摊儿，正规市集的摆摊，虽然失去了一些自由（连物料如何摆放也有规矩），但胜在不需要跟城管斗智斗勇，也有稳定的客流，在这个夏天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
野摊儿
但骗子也很快加入了进来，他们打着某地市集的名号收摊位费，说一次性交齐一个月的摊位费，会有折扣，但收完钱就直接拉黑。Elmo隔三岔五就听到同行被骗的消息，他干脆拉了个群，如今，群成员数量已经增长到73个，被骗数额大多数是几百块钱，相当于一两次摊位费，也有人被骗了三四千。由于大部分人被骗数额不大，也没有聚集起来去报警，如今，骗子们还在不断换微信头像和名字，混迹在各种市集的群里，总有摆摊的新人在受骗。
我们对摆摊赋予了很多想象，但想象固然美丽，现实却更加坚固，这也是老生常谈。Elmo已经摆摊两个月了，跟上班相比，不仅收入骤降，而且更累，选货进货、布置摊位，他都得亲力亲为，他不否认这一点，只是不断安慰自己，“工作的累跟生活的累是不一样的感觉。”
而经济的逻辑总会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左右这些追求自由的摆摊人，忙忙碌碌一个月，眨眼间又变成另一份机械的工作。在参加过几次市集之后，Elmo很快发现，在同一个位置摆摊，第一周会卖得很好，第二周就只能挣一点摊位费了，几乎每隔一两周，他就得重新考虑地点和选品的问题。和很多摊主一样，他在网上兢兢业业预告自己出摊的时间，还会为此做精美的海报。
阿鸦每一次见到我都会强调，虽然现在只是卖烤肠，但之后还会研发别的新品，他也不错过任何一个拉人入群的机会，他给自己的群取名为“肠来肠往烤肠群”，每天晚上七点，他准时在群里播报出摊的消息。
但阿鸦并没有从卖烤肠这件事里得到什么，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卖烤肠也没有什么复杂事件要处理，他遇到的问题不过是突然下雨；烤肠上的淋酱如果没有挤好，会掉在客人的衣服上；也许是太久没有跟人打交道了，一些说话很凶和要求比较多的客人也会让他记很久。才卖了几天，外地定好的燃气罐就无法发货到北京了，本地的进货渠道，价格比原来看好的翻了一倍，他只能通过涨价把成本补回来。摆摊到第二周的时候，他感受到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