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遗址 最早的中国文明遗址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从20世纪初起，红山文化玉器就在海内外一些收藏家和著名博物馆中有所收藏。但这些玉器都来自民间，而非正式的考古发掘，因此其出土的墓葬情况以及地层关系都是未知数，断代年份也就一直无法破解。直到牛河梁墓葬玉器的出土，才使一切变得清晰起来，也经此展现出了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特征。王国维曾解释过“礼”字是“象二玉在器之形”，又说创造“礼”时，有“以玉事神”的含义；历代礼制的滥觞《周礼》，也明确记载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从这个角度看，红山文化玉器已具备了后世的“礼”之雏形，“惟玉为葬”的实质其实是“惟玉为礼”。
在建筑格局上，牛河梁遗址中被苏秉琦称为“海内孤本”的“坛庙冢”，也与传统城市规划有着诸般相似。首先，“坛庙冢”的布局明显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这种“北庙南坛”的设置直到明清时期都一直保持不变。其次，“坛庙冢”的存在如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一般，无不显示着敬天法祖的意识与文化。最后，牛河梁的祭坛不同于东山嘴等其他遗址，坛基起三层，在形制上与明清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极其相似。1992年郑孝燮、于倬云、朱希元三位古建筑专家在看到这座坛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筑起三台的最早实例是燕下都，现在看来要提早两千多年了。不久，于倬云在一篇论述北京故宫建筑制度的文章中，更是称牛河梁这座圆坛的作法，是中国古建筑三台的“鼻祖”。
正因如此，苏秉琦当年站在牛河梁的山岗上看着眼前的“坛庙冢”，才不禁赞叹：“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
当然在学术范围内，对于牛河梁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之一的观点也存有一些争论。比如有学者便认为，“尽管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在这种情况下尚难于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像城市、文字、金属器那些基本要素，在这里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像‘文明的曙光’ ，‘文明黎明’或‘原始文明’一类的提法，似乎还难以成立”。还有学者认为，“尽管红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遗址，但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牛河梁遗址出土文物。图/FOTOE 视觉中国
“我们看到的牛河梁是一个特殊的遗迹，它是祭祀礼仪性的。它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的确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依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也很难发现等级、规模可以相匹配的一个大型的聚落群。”郭明承认这些争论和置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同时觉得，在现有的讨论中可能忽视了一些地理因素和历史可能性：“牛河梁遗址所在是辽西的丘陵山地，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沟壑多。虽然一面山坡可能是平缓的，但整个区域的面积很小。即便是现在，这个区域的村子分布也是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下面包含十几二十个村组。所以当时的居住模式，可能也和现在相似。（此外）对于红山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偏重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建设，常住人口有可能是为整个区域的特殊建筑服务的。”
而在郭大顺看来，未能发现的居住遗址或许恰恰说明了牛河梁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的生活遗址可能距离比较远，（因为）它的祭祀是独立的，不和生活区搅在一起。”他认为，牛河梁遗址不仅可以确信代表着文明，更应该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它的北南东西都有红山文化遗址，它那个位置也是四通八达、交通中心。”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新的启示与待解的课题
有关牛河梁的未解之谜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第十三地点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遗址，其性质和内涵仍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对其原始结构造型也需要更为清晰的了解；再比如，女神庙当初只是做了试掘，一直没有正式发掘，整个遗址群范围内外尚未进行详细的普查，采石场、玉作坊、陶作坊之类遗址更是无从谈起。正如当初考古工作的技术顾问王序曾说，牛河梁遗址就像一张大馅饼，只刚刚咬了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