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遗址 最早的中国文明遗址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从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牛河梁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持续到2003年才结束，之后着手整理工作、编写报告。就在接下来的2002年，一个迄今为止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2017年，牛河梁遗址重新开始发掘，郭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到这项工作中的。这一次重启，不仅是辽宁考古力量接棒前辈的一次全新出发，也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前景。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
郭大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们一共划定了16个地点，挖了4个试掘了2个，其余都没动，后来陆续又发现了27个，整个牛河梁目前共有43个点。50平方公里的遗址群，至今的发掘只占到了1/8。
而据郭明介绍，近几年的发掘工作主要还是在第一地点进行，并且已在2号建筑址发现了6万多平方米的9座台基。这些台基呈现着由南向北、沿等高线由低向高逐级修建的原则，整个建筑址的最高点为编号TJ1的台基。在此之前，女神庙被认为是和附近的台基各自独立存在的，但根据新的发现，女神庙其实位于TJ9台基之上。并且他们推测，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每个台基上应该都有建筑，而且可能比女神庙更为宏伟，只是具体的建筑形式目前尚且无从得知。
如果这些推测和设想能够得到考古证据的证实，无疑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可以表明当时的红山先民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还可以证明第一地点是牛河梁遗址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之一。“对第一地点的重新发掘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台基，关于牛河梁遗址的认知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具体内容需等待国家文物局的对外公布才能知晓。未来几年，郭明他们准备继续将遗迹的调查进行下去，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不同遗址点之间联络的方式。不过她也表示，相比之下，目前遗物的发现比较稀少，仍然需要继续总结。
牛河梁遗址出土文物。图/FOTOE 视觉中国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我们也希望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更多的信息，比如对积石冢内人骨的DNA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埋在一处的这一群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进而认识到红山社会到底是血缘群体还是地缘群体。”
考古之外的许多问题，也在等待着郭明和她的同事乃至他们的后辈，用一代代考古人的力量去摸索和解决，例如关于遗址的保护。
1986年时，辽宁省人民政府第169次省长办公会议通过了将牛河梁50平方公里内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1988年，国务院又将牛河梁遗址公布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确定以牛河梁遗址8.3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为依托，正式启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牛河梁地区的遗址保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专门机构管理，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要好一些。这个区域外面，我们新发现的一些遗址则面临一些问题，就是农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还有梯田。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于地表的保存情况没有发现，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会发现比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这个区域就会被破坏掉，这的确对遗址保护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我们面对的红山文化，是土质遗址和石构遗迹混合的这样一种遗迹类型，怎么保护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