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调法定婚龄”争议10年：法理、情理如何断？
2022年2月14日，太原，新人在民政局排队领证。 中新社记者 武俊杰 资料图
晚婚晚育背后的人口结构风险
“当时我是想让大家了解到‘晚婚晚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代调整的，但没想到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鲁晓明说。
“18岁就可以结婚，那是要提高离婚率，增加单亲家庭的节奏？”
“不赞成降低法定婚龄，十八九岁当父母可能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不利于提高育儿水平和人口质量。”
“结婚了，很多家庭就会生小孩，20岁左右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抚养小孩的能力，再降低，请问小孩抚养问题，如何解决。”
“18岁结婚然后生娃变成三个娃。”
……
当鲁晓明的提案在媒体上公开后，众多网友投掷出质疑之声。对此，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反对声不少，可能是这个建议让年轻人很有压力、感到焦虑，“还会让人有被催婚的感觉”，所以他对反对声也能理解。
不过，鲁晓明重申，他的建议是从事实出发，“按照是非曲直”去提的。
今年3月，鲁晓明在《政治与法律》期刊上发表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一文，详细阐述了他建议降低法定婚龄的理由。
“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婚育制度的研究聚焦于人口生育制度，而很少注意到法定婚龄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鲁晓明在该文中写道。他在文中提出，应修改法定婚龄制度，降低允许结婚年龄，通过变革婚育制度刺激生育，以改变失衡的人口结构。
鲁晓明在文中阐述道，“社会老龄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退出劳动者序列，转而进入受赡养者行列”，他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64 亿，人口抚养比上升至50.15%。届时，将出现两个在职人员抚养一个老人的严峻局面。”
他认为，反映晚婚晚育政策的现行法定婚龄，对于成年人婚育实施了过于严格的限制，对恶化我国人口结构的风险不容忽视。
“造成生育率低的原因十分复杂，人口政策、城市化、教育水平、生育成本等多种原因均可能导致生育意愿降低。但相对于其他国家生育率的逐步下降，晚婚晚育政策显然是我国生育率快速降低的重要因素。”鲁晓明进一步阐述道。
早在10年前，2012年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黄细花就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过“将法定婚龄降至男女均为18周岁”的建议。
“最初我关注到婚龄问题，是因为关注人口问题。”近日，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细花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我是学生态学的，生态讲究平衡，不平衡就要出结构问题，人口也是一样。一对夫妻至少要生两个孩子来传承，考虑到有些人不育、不结婚，那么一个家庭至少要生2个多孩子才能实现人口结构平衡”，黄细花如此分析道。可是她也观察到，我国生育率早已低于该水平，并且还在持续走低。
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一旦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事实上，从1992年起，我国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1，至今已有30年。
201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图中数据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年龄数据采用回推移算方法估计得到。图片来自《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基于增强经济实力的认识》（《人口研究》2022年7月）。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上发文称，近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3以下，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该文还预判，“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提高法定婚龄，这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由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那么现在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了，政策鼓励生育了，为什么不让法定婚龄回归到原本呢？”薛宁兰说。
“自主生育是人口学界很早就提出的生育政策调整建议，那么民事法律环境也要随之转型。”在薛宁兰看来，降低法定婚龄不失为我国从限制夫妻生育转向鼓励夫妻自主生育的民事法律措施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