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韩国馆踩踏事件 逃离踩踏事故韩国特大踩踏事故背后，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紧迫问题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范式的更新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治理病症、难题和挑战表明，传统以治安为核心价值，以将城市人口进行网格化分解和控制的方式，将城市治理进行各种去复杂化处理的治理思路，已经很难适应当前日益涌现的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现实需要。传统的这种以治安为核心追求的城市治理思路，乃是基于小规模生活共同体的生活经验和实际总结出来的治理经验和举措。这种治理的实质，是希望通过对空间和人口的分割，将大规模城市化整为零，从而实现城市治理的去复杂化，以降低治理的难度。
由此造成的代价，就是失去城市规模聚集所形成的创新和资源更有效配置方面的优势。这是因为创新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对常规的偏离，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也就是偏离常规所带来的收益，或者更准确地说，创新的优势，就是通过各种高密度的网络化，迅速放大偏离所形成的规模化收益。而任何偏离或创新，其首要条件就是赋予个体更大的选择空间和选择可能性。而这恰恰是传统治安式城市管理模式所力图防范和避免的。因为任何的偏离，就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挑战，意味着新风险的释放。这也是人们为什么经常把创新称为“创造性颠覆”的原因。
真正能够增强中国在全球竞争中优势地位的重大基础性和前沿性创新，往往是在创新人才高度聚集的超大规模城市中产生的。这是因为，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城市人口的异质性越强，城市个体化的自主选择空间和选择能力越强，各种各样的组织化网络越密集，从整体上就越可能汇集更多的创新/偏离可能性，也越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将这些创新/偏离放大成规模效应，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形成创新优势。但同时，偏离并不总是意味着收益的扩大，同时也确实意味着风险的扩大，意味着更大的流动性，更大的秩序不安定性。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过程中所凸显出的种种问题，都在提醒我们，城市创新发展与城市治理安全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同步发展。这就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兼顾二者的城市治理新思路。20世纪新兴的复杂科学理论，为此提供了许多重要启发。
根据专门从事复杂性研究的美国学者米歇尔的总结，复杂系统有两个核心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自组织，也即复杂系统的有规律行为不受内部和外部控制者的控制。例如，无论是蚁群中的蚂蚁还是大脑中的神经元，或者是免疫系统中的免疫细胞，它们都不受任何内部和外部的控制，几乎都是自发和本能地自主做出行动。但大量的这些自主和简单的行动之间最后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系统。第二个特征是涌现（Emergent）。涌现是一个与还原论完全相反的思考方向，指的是从简单的个体行为中根本就无法预测出由无数简单个体连接而成的整体复杂系统的行动，更不用说理解整体复杂系统的特性。例如，在蚁群的例子中，“受遗传天性驱使寻找食物，对蚁群中其他蚂蚁释放的化学信号做出简单反应，抵抗入侵者等。但是，……虽然单只的蚂蚁行为很简单，整个蚁群一起构造出的结构却复杂得惊人。”通过考察大脑中的神经元与大脑之间的关系，以及免疫系统中免疫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能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如果我们用复杂科学的眼光和方法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所呈现出来的新现象和新挑战，就会产生新思路和新方法。复杂系统理论启发我们，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城市治理者更应该注重从宏观上总结城市生活的各种现象和规律，运用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中的利率等宏观手段进行调控，而非在微观层次上通过行政性命令和各种禁止性规定，通过对个体的不合理控制来治理城市。在微观层面，法律的核心内容是保护个体的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以及基于个人合法权利保护而对公权力的行使，在资格、条件、程序等各方面进行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体的创新。城市治理者应该加强对于大量城市自由个体选择之间频繁互动和接触所形成的系统效应的研究，从而将超大规模城市理解成一个由超大规模异质人群之间超高频率的接触所形成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系统。
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就是将超大规模城市当作一个超大规模复杂系统进行治理。如何运用复杂性科学，对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城市复杂体呈现出来的诸种特征和规律进行把握，从而对症下药，形成对超大规模城市的良法善治，这是摆在中国所有超大规模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大题目，也是必须做好的一道大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