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韩国馆踩踏事件 逃离踩踏事故韩国特大踩踏事故背后，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紧迫问题
泮伟江
中国科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组织与公共政策研究院
【导读】据媒体报道，2022年10月29日，韩国首尔龙山区梨泰院一带发生大规模踩踏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51人死亡（包括4名中国公民），引发高度关注。据目击者描述，当晚约有10万人参加万圣节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前方有人跌倒后，后方人流跟进，导致严重踩踏。此次严重事故，是近年来大城市公共场所安全事故的一个缩影，它再次表明：如何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优化城市风险治理，已成为迫在眉睫、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本文指出，中国正逐步变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国超大规模城市的崛起。这几乎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作者认为，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就是把超大规模城市当作一个超大规模复杂系统进行治理，这就必须把握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方面，超大规模城市是社会进步和创新的温床。城市人口规模越大，人口异质性越强，个人化的自主选择空间和选择能力越强，各类组织化网络越密集，整体上就越可能汇集更多创新可能性，并以更快速度将这些创新放大成规模效应，从而形成创新优势。但另一方面，创新并不总是意味着收益扩大，同时也意味着风险扩大，意味着更大的流动性和更多的不安定性。作者指出，城市创新发展与城市治理安全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同步发展；同时也要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强对大量城市自由个体选择之间频繁互动和接触所形成的系统效应的研究，保护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创新，探索形成超大规模城市的良法善治。这是摆在所有超大规模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大题目，也是必须做好的一道大题目。
本文节选自《我国超大规模城市社会的风险治理及其挑战》，原载《民主与科学》2021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我国超大规模城市社会的风险治理及其挑战
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就是将超大规模城市当作一个超大规模复杂系统进行治理。如何运用复杂性科学，对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城市复杂体呈现出来的诸种特征和规律进行把握，从而对症下药，形成对超大规模城市的良法善治，这是摆在中国所有超大规模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大题目，也是必须做好的一道大题目。
中国城市的分化与超大规模城市的崛起
目前来看，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效果，就是中国正逐步变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如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成立，这恐怕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往前追溯三千年，中国一直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有着辉煌的文明，但很难称得上是超大规模复杂的国家和社会。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观点，复杂性包含三个维度，分别是要素的数量、要素的异质性以及要素之间链接和沟通的频率与可能性。以复杂性的这三个维度来说，虽然这三千年的中国也是广土众民，但各地之间，限于交通、通讯等技术，以及户籍制度等各种制度性障碍，彼此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虽然要素的数量乃至彼此之间的异质性都不少，但各要素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却并不活跃与频繁。唯有经历了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东南部等经济发达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加之中国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多轮进化和普及，中国国内才产生了巨大的人员、信息、物资的大流动和大转移，从而使得复杂性的三个方面，在中国都呈现出大规模的活跃状态。
当前中国超大规模复杂社会还呈现出一个特征，就是中国超大规模城市的崛起。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并且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和深刻的影响。中国超大规模城市的崛起，至少包含了如下几个层次：
首先，它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缩影。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0.64%，到了197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也不过是19.96%（也正因如此，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口80%都生活在农村”），到2019年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上升到60.6%，城市化率首次超过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