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韩国馆踩踏事件 逃离踩踏事故韩国特大踩踏事故背后，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紧迫问题
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在日本，人口大量流向东京都地区，许多农村都呈现出空心化的特征。这是因为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活更加便利，同时更重要的是，城市能够比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此外，城市人口汇聚八方，往往能够带来多元文化的交融和汇合，形成创新，引领潮流，因此对年轻人口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第二，它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新阶段，体现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特征。这个新阶段的新特征，就是中国城市二元分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大致开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在此之前（1978-2001年前后），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国策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因此，虽然城市化进程加快，但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如果往更早前追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个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化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步伐。例如，从1952年到1978年，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7.6%上升到44.4%，提升了27个百分点，而同期城市化率仅仅提升了5个百分点。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快速而深度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并依靠自身的规模优势，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也是中国整个城市发展战略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在此之前，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的重心是中小城镇的发展，此后，中国城市的发展重心逐渐改变为扶持大城市发展。当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后，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大流动过程，大量人口不断涌向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城市，从而催生了一批超大规模城市的涌现。在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区分之外，又悄悄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分化，即超大规模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化。
因此，中国超大规模城市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个普世故事的一部分，也具有中国本土的国情基础。一方面，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与欧洲中世纪以来以工商业为基础，以特许状和市民自治为特征的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主要是以中央和各级政府驻所为基础，综合考虑军事、交通和经济等多种因素而发展起来的。行政等级越高、规模越大的城市，往往地理位置越优越，各种政治经济资源越丰富，从而发展机会也越好。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就是中央集中的人事任免和绩效考核体制。在这种地方治理的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各地往往奉行强省会的体制，集中资源支持省会等超大规模城市，通过超大规模城市的发展抢占国家政策资源，将省会城市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带动整个区域发展。
以上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不但造成了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化，同时也造成了超大规模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化。简单来说，一部分占据有利政治和地理位置、抓住各种历史机遇，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中胜出的城市，进一步融入全国甚至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变得更加强大，也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从而日益发展成为超大规模城市。另外还有一批城市，在政治和地理位置方面并不占据优势，错过了各种历史机遇，同时在地方发展的政治锦标赛中落后的城市，逐渐变成人口净流出城市，或者不断萎缩，或者停留在中小城市的规模。大量处于二者之间的大型城市，根据自身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地位不同，分别朝这两个不同的方向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城市进一步萎缩为中小城市，有些城市则不断成长为超大规模的城市。
笔者最近考察了浙江几个很快就要通高铁的中小城市。这几个城市负责招商引资和人才工作的干部都向笔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随着高铁的开通，这几个中小城市与上海、杭州等超大规模城市之间即将处于一个小时之内的车程。如此一来，中小城市与这些超大规模城市在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劣势就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很多本地优势产业都有可能将总部和研发中心等权重部门迁移到上·海、杭州等超大规模城市，仅仅在本地留下一些比较基础和低端的生产基地。这种担忧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