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韩国馆踩踏事件 逃离踩踏事故韩国特大踩踏事故背后，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紧迫问题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崛起带来的机遇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的崛起，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首先，超大规模城市的崛起，带来了更大规模的资源聚集效应、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更大的创新可能性，从而也有利于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竞争中维持和扩大现有优势。同时，超大规模城市的发展，还可以形成集群效应，通过相邻超大规模城市的聚集与合作，形成超大规模城市群，从而进一步发挥聚集和创新的优势，带动周边地区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
关于城市对乡村地区经济发展和治理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就有非常典型的例子。华人历史学家许倬云曾经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汉代农业》。该书中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做“Z活动”，指的是在农闲季节，农户将精力投入到与农业无关的活动，又分为供自己消费的F和直接出售的Z两部分。F部分和Z部分之间的比例，是与市场网络的发达密切相关的。当市场发达时，农民在农闲时的活动就更多地偏向Z部分，当市场网络不发达时，农民在农闲时期的活动就偏向F部分，也就是不向市场出售，主要供自己消费的农副产品。而市场网络的发达程度，又往往取决于农民所生活的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交往的密切和活跃程度。渭河流域、黄河平原及淮河上游各郡国，也就是畿辅地区（今陕西中部）、河内（河南北部）、河东（山西西南部）、上党（山西东南部）、赵国（山西中西部与河北中东部）及太原（山西中部），都是城市发达和市场发达地区，也是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地区，被称作是基本经济区。
许倬云在这本书中收集和列举了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列了两张表格，结果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起-义都发生在基本经济区之外的地区，只有三个例外。最容易爆发起-义的地区位于今河北、山东、安徽与湖北省，它们都在陕西-河南中心地带的边缘。这是因为，“基本经济区集中了最大的城市中心与最大数量的消费者，由于能利用发达的市场体系，当地农民的生计是能够得到补充的。”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和市场经济发达的广度与深度，当然已经远非汉代所能比拟。当时农村的工商业，主要局限于农闲时期生产的多余农副产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则远远突破了这个限制，变成了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工业生产。以北上广深为核心各自形成的超大规模城市集群，例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都相对有效地整合和带动了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从而形成区域化的经济圈和市场网络，形成区域性的市场化资源整合和配置机制。
更进一步说，中国近几十年新涌现出来的超大规模城市，几乎都是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密切相关的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这些超大规模城市事实上既是国内周边广大区域的经济枢纽城市，同时也深嵌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中国超大规模城市的工业生产不再仅仅是满足周边本地人口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扩大再生产，并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拓展市场的边界和范围，直至深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之中。这意味着，超大规模城市由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并不局限于城市及其有限的周边本身，而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崛起带来的风险治理挑战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崛起，既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按照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第51号文件）的标准，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根据2020年住建部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我国总共有6个超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和天津；特大城市总共有9个，其中人口规模最大的是武汉，其他的包括成都、东莞、南京、杭州、郑州、西安、沈阳和青岛。相对于北上广深等老牌超大规模城市，这9个目前处于特大城市，但正加速成为超大城市的新兴准超大城市，不但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在治理层面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这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同时也适用于人口处于500万以下100万以上、发展势头良好的100个大城市。有鉴于此，本文所谓的超大规模城市，也将人口500万以上、经济和创新活跃的城市考虑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