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韩国馆踩踏事件 逃离踩踏事故韩国特大踩踏事故背后，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紧迫问题
中国城市治理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治理模式和传统，并延续至今，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依托整个国家的官僚体制，通过组织化或者网格化治理的方式将人口固定在适当规模的封闭空间之中，并以行政压制型法的手段进行管控和治理。例如，在宋代之前，中国城市实行严格的里坊制，所谓里坊，其实就是封闭式街区，以便政府实行网格化管理。同时，像唐代的长安城，晚上还实行宵禁，以确保城市治安。商业活动必须在专门的区域进行，例如东市和西市。虽然在宋代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达，里坊制的封闭性被打破，出现了《清明上河图》所呈现出来的工商业繁荣兴旺的市井图景，但里坊制所象征的一整套城市网格化封闭式治理的理念和手段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演变，不断转化为许多新的具体城市治理措施。
即便在当代中国城市治理中，许多常见的措施中都能够看见传统中国里坊制城市治理理念的身影。例如，我国城市社区基本上以封闭性社区为主，随处可见各种通过围墙、路障等围成的各种类型和性质的城市社区。我国超大规模城市普遍存在的交通拥堵状况，与中国城市社区的此种封闭性很难说没有关系。为了缓解交通拥堵，许多城市曾一度提倡打开封闭式社区，形成城市交通循环的毛细血管，但类似的改革最后都无疾而终。
又例如，无论是城市规划、市政市容管理、户籍人口与民政管理、工商税务管理、社会治安管理、文化教育管理，城市治理者都更倾向于用行政性法令的方式进行管制，其中许多法令的内容以及起草和修改的过程，都较深地印刻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影响。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和发展，我国城市治理的法治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我们仍然看到，城市治理过程中出台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命令，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与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地方。例如，一些超大规模城市颁布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命令，其核心内容并非是对公民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维护，也不是对公权力行使设置各种资格、条件和程序性的限制，而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和考虑，规定各种针对城市居民和私人的禁止性规定。
此种城市治理的思路着眼点是治安，主要的方法论是通过降低城市人口活动的活跃度和相互之间接触交往的频率，尽量将城市人口装进某种相对封闭的空间进行隔离和控制，从而实现城市治理的安全与稳定。例如，通过户籍制度在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对外来人口设置制度性门槛和障碍，尽量将这些人群排除在城市生活之外，并最大限度地免除城市治理者对这部分城市居民的责任，从而降低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与挑战。
不可否认，传统城市治理的这些思路和举措，对于实现城市的治安来说，是较为有效的。从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段时期，中国奉行抑制超大规模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此种以治安为优先的城市治理策略的影响。控制城市的规模和流动性，尽量降低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性，就能够降低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较为原始的手段实现城市治理的安定。
但是，这种城市治理的思路和举措，是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不相符的。在这个阶段，由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随着产业链沿着各种交通枢纽不断向内陆迁移，部分大城市不断向特大城市发展，特大城市不断向超大城市发展。人口是否净流入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速度，变成衡量城市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的关键指标。如何有效提升城市扩张的速度和程度，成为绝大多数城市治理者都必须考虑的问题。
由于不能突破传统以治安为核心考虑的城市治理思路和举措，中国许多大城市的治理者不得不通过各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和措施，走钢丝似地在严格管控和放松管制之间摇摆，从而导致城市治理的混乱和失序。为了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就必须尽量投入各种资源重点建设各种区域中心城市，尽量使得这些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甚至最终发展成经济活动和创新活动活跃、具有巨大体量和能量的超大城市。只有这样，才能在地方的政治锦标赛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一旦传统的各种以治安为目的的管制措施限制或者阻碍了这一点，在城市治理最高决策者的直接干预下，这些城市管制措施往往要被灵活处理，形成各种例外和突破，其实质就是被规避。当然，这样处理也是存在风险的，因为这些临时的举措往往处于政策模糊地带，虽然能够暂时绕开一些不合理的陈规陋习，但同时也隐含着许多新的风险与隐患。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和复杂性达到某种临界点时，这些风险和隐患也会被随之放大，并且形成某种风险蔓延的规模效应，最终酝酿成事故和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