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造句】方严英秀：写小说的人总是面对生活叹息，这怎么可能呢？
必须这样做。写小说的人总是对生活叹息。生活怎么能这样？(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小说名言)我好像在《纸飞机》中说过，生活比小说更像小说。我还这么想。我在生活的多样化面前惶恐不安。
你的小说有极度的叙事倾向。我说的极限化是指将人的心理和情节的发展态势推向极限，达到不可接受的地步，或者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思想)例如，当你的小说在写爱情的时候，当事人老了，不会改正依恋。(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爱情》)赴汤蹈火相爱，覆水难收，甚至飞蛾扑火，自我伤害。(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爱情)这种极度的叙事以强烈的冲击力刺激和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很赞赏你这种叙事倾向。我认为你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叙事意识的作家。我会努力把故事说得与众不同。是这样吗？
我应该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叙事意识的作家，但我不能把所有的故事都特别地说出来。(亚里士多德。)如前所述，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是清醒的。(译者注：译者注：译者注：译者注：译者注：译者注)
的理念，一些自觉的追求，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小说创作中，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具备怎样的意识，有怎样的理论自觉，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自然地贴近人物，理解人物，细腻、准确、透彻地描写每一个笔下的人物，哪怕他们处在怎样特殊的境况中。所以，我认为如果我的叙事有极致化风格，那不是因为我有这种叙事倾向，而是我的人物在情节中一步步走到了此种情境，他的，她的全部的心性，所有的遭遇，都决定了“非如此不可”。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在推卸一个创造者的责任，事实上，我必须得承认，我的人物之所以赴汤蹈火地走进一种激烈的命运，这完全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一种温吞水似的写作。生活是凡俗的，琐屑的，但庸常的表象下时时有暗潮涌动，其实许多人在许多时刻都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这些俗语说的大概就是生活不温和的那一面。我看重对生活流的写实，但个性使然，我有时候可能更愿意直面严峻尖锐的人生，更愿意表现高纯度的情感，这可能就是你讲的极致化风格。换句话说，生活其实永远是不好不坏，能让人过下去的，但我一根筋地想要从这样的生活中提炼出意义，追问出价值，想要找寻出之所以一步步走下去的坚实理由，这样一来，很多东西就土崩瓦解了。
许多人说我是理想主义，是不是就指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拧巴劲？这样，是不是有点虐？
阅读过您小说的一些人都认为您的小说语言纯粹干净。对此我非常认同。您的小说不但语言如此，故事情节也是这样。这是您刻意追求的吗？这也许是一个特点，但未必是一个优点。因为它似乎离生活有点距离。现实生活可不是纯洁无暇的，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不是绝对干净文雅的。艺术当然要对生活进行必要的过滤和提纯，但毫无尘埃的生活则有些虚无缥缈。中国有位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个评论家）谈过一种创作经验，大意是：一个人写作如果没有点流氓气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这也许有点绝对，但从艺术与生活的相互关系来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是的，确实有很多人注意到我的小说语言，或曰纯粹干净，或曰书卷气，文人气，甚或有人概括为语言洁癖。您说“这也许是一个特点，但未必是一个优点”，我认为您的说法非常对，非常精辟。那个作家兼评论家的话大概也是有道理的，纵观古往今来，真有不少有流氓气的人写出了好作品。但这个，我是没法学来的。您问我语言的纯粹干净是否刻意追求，恰恰相反，如果要我写出“流氓气”，那才是刻意追求。我知道一个作家应该有多样的语言风格，荤素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我承认自己的局限，有些东西，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我有一些异议的是，表现生活的尘埃，一定得用不干净不文雅的语言吗?
在一个访谈中，您把自己“纯净良善”的叙事取向归结为藏族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个人的看法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神，比如追求良善，向往美好，肯定对您的创作有影响，但我不认为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精神因素单方面地决定了您的叙事取向。我认为您的个性和情感内质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样才能在根本上解释您的艺术世界的特质——对女**情的极致化描述，同时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藏族作家里唯独您的小说是如此面目。同样是受藏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有许多人的创作并不纯粹干净。我现在还是想就这个问题听听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