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非物质事物具有愈来愈重要的经济意义。社会学家热衷于谈论“网络社会”和“后福特主义”经济，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如何将研发和因此产生的构想纳入他们的经济成长模型中，剑桥大学学者科伊尔以《无重量世界》为书名非常简洁地概括了这种经济体。有作家就暗示，人类将很快进入“靠无形事物过活”的时代。2002年，在世界经济学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不少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话题是，如何确切测量各种所谓新经济投资要素等无形经济问题。后来重大的国际财务事件发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微软，其资产的认定使众人惊讶：2006年，微软的股票市值约为2500亿美元。但若看看微软资产的负债表，该公司资产账面价值约为700亿美元，其中600亿美元是现金和各种金融工具。厂房和设备等传统资产的价值为30亿美元，仅仅占微软总资产的4%和公司市值的1%，显得微不足道。以传统的资产会计法衡量，微软是一个现代奇迹，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
无形经济的崛起，带来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原理，主要呈现出如下变化。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总量有了巨大提升。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的累加。除了机器、厂房、设备、土地、矿山、公路、机场等有形资产外，还包括芯片、软件、金融工具及衍生产品、人力资本、知识产权、数字标识、商品和公司品牌等无形资产。财富空间放大，财富存在的形式多元复杂。人们发现，随着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社会实物财富的贡献率愈来愈小，占比社会财富的总量也愈来愈小，而无形经济带来的虚拟财富占比愈来愈高，无形经济一方面有着财富发展的倍增效应，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财富过山车”的风险效应，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始终处在重大波动和风险危机中。
第二，资本的剥削形式和剥削程度，变得更加难以量化、难以精准把握。无形经济带来了传统有形实物资本向无形虚拟资本的过渡和运动：一是股权制带来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定位复杂多变，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变成股权分享的关系，由一对一的主客体关系，变成多对多主体间性的关系。委托代理、项目合作、平台挂靠等形式打破了传统的劳动人事制度。合同诚信变成一切关系的前提。剩余价值、剩余时间、剩余劳动因工作时空的弹性变化，变得难以衡量、难以确认。二是无形经济产业的劳动主体是白领阶层，他们受无形资本的剥削程度最直接、最隐蔽、最深重，因而异化最明显。英国学者福克斯曾依据一系列的全球大型上市公司案例研究，撰写了著作《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书中揭示了数字媒体的劳动力成本，考察了资本主义信息通讯技术（ICT）公司剥削人类劳动的方式，以及这种剥削对工人的生活、身心健康的影响。这部著作被大家称为21世纪媒体版的《资本论》。
不可否认，无形经济的崛起，并没有证伪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哲学经典判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实存着致命矛盾，那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个人资本动力学机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对立不可调和。
无形经济崛起对经济哲学研究的启示
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根本武器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的在场和出场。应当看到，无形经济的崛起，人类越来越通过范畴、符码、数字、图像等理性工具的运用，达到自身存在的高度自觉与自信。但是，这又引来了另一个严重的人的异化问题：“形式化人类”和“人类的形式化”。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对质料因的主动性、能动性、统摄性，使人类越来越远离“原始丛林的本能行为”，而与各种形式化的工具理性越来越近，这是人类自身进化的一大进步。但是，对符号、符码、数字、芯片越来越严重的依赖，较大地限制了现代人的自由、自主，为生命价值的实现带来了极大障碍。人对人的伤害更加精准，人对第一自然的摧残更加不可逆。“人类的形式化”表现在：在现代性的规制下，数字资本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宰制更加快捷、更加精准、更加隐蔽、更加肆无忌惮。灵性的人类被锻造成追逐数字资本利益的“钢铁侠”，如比特币疯狂炒作掀起的金融狂飙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顶层设计，为人类走出极端形式化迷宫提供了新的方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发展务必以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为宗旨，既追求经济效益，也注重社会效益，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这与以资本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区别。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人性论哲学反思底蕴，如关爱生命意识、超越物我精神、天人合一的境界、共同体意识等。它能够为“人类的形式化”生存遭遇提供开解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