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应该说2016年美国正式签署TPP协定，是逆全球化的正式落地。因为这是一个想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把我们排除在外的经济协定。我们作为全球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柱，把我们排除在外，毫无疑问，这就是最直接的去全球化行动。
全球的经济增速和经济全球化水平，这两个趋势见顶，应该说是相互关联的，一前一后的出现，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就跟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这本来是一场化学反应，一个反转之后，另一个也接着反转了。
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那个关于消费的问题，钱应该从哪里来？
三次世界级救市
这两个趋势的见顶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对其进行挽救，这里面中美都参与了救市，严格的说，到今天为止，大家一共进行了三轮救市，可以说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后才撑到了现在，而现在，很可能确实已经是手段用尽了。
这三轮救市，跨度也超过了十年，分别是2008年的中美联手救市，2015年的中国救市，和2020年的美国救市。
2008年的第一轮救市，是中美联合行动。这本质上说，是对全球化的一次挽救，美国对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我们同时进行了投资扩大产能，理论上来说，如果救市成功，这之后的全球化水平会更进一步，我们扩大的产能也会进一步推升经济增速。
但是实际的情况来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美国的问题也很明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金融机构得到救助，风险没有出清，而穷人承担了整体的风险损失，然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在2008年急剧恶化。
这一轮救市后，世界经济算是稳住了，但是从我们的GDP增速看，是再也没有回到2008年之前那几年的水平了，而全球化的进程，貌似还在继续，而美国已经开始另有打算，这个打算，其实就是在金融上的老套路，想收割我们。
这也促成了我们的第二次救市。
2015年我们的第二次救市。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的意图已经很明显，美国当时是计划在年底开启加息，我们的应对，则是在8月份启动汇改，跟美元部分脱钩。但是当时有个情况，就是房地产市场也很不好，当时的库存非常高，如果叠加美国加息，很可能会出现房地产危机。
2015年的情况，综合起来就三个方面，汇率上经历了汇改，市场化之后，人民币有很大贬值压力。楼市库存高企，风险很大。股市上出现杠杆牛，大量资金准备高位出逃。
我们2015年的救市，实际上是面对美国开启加息周期，准备进行金融收割时，不得已的杠杆转移。股市快速去杠杆阻止了资金高位出逃，这个都知道。还有一个是居民部门加杠杆买房，化解了当时的房地产高库存危机。
但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也从当时的不到40%，一路加到了现在的62%。
一边是居民部门加杠杆，一边是开启了结构性改革，这里面一个重点就是开始了去产能。原先的全球化水平，在联合救市后，可能是说要更进一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图穷匕见，只能是快速去产能，进行收缩，防范风险。
应该说这次的救市，是以楼市的上涨为代价，给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赢得了几年的时间。现在很多人说房价问题，对于2016年这一轮翻倍式上涨的意见尤其大，这次救市的代价和成果，只能是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利与弊要客观的看待。
这次救市本质上是一次风险转移，把金融收割带来的外部风险，转移到了楼市，然后以空间换时间，慢慢消化。另一方面，确实也使美国失去了最好的一次转嫁危机的机会，所以最后美国不得不单独进行了第三次救市。
2020年第三次，美国单独救市。这次救市看起来是疫情冲击下，美国为了救股市，其实本质上，这是面对前两次救市之后，全球化进程已经阶段性的彻底改变，在这一背景下的经济增速也不断下滑，最后遭遇疫情冲击之下，做的一次避免被动崩盘的救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