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快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创新是引发经济系统结构变化，推动经济从停滞不前的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的基础。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世界最前沿，因此，发达国家的创新意味着新的甚至是开创性的发明，历史经验显示，发达国家依靠自己发明实现了年均2%的人均GDP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实现自己的发明，但是发明的资本投入大，风险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何种经济体制，因为具有比发达国家采用最新技术机会成本低的“后发优势”和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后来者优势”而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潜力。发展中国家无论采用何种经济体制，要挖掘上述两种创新潜力，既需要企业在市场中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来抓住创新的机会，也需要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家解决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突破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的瓶颈，降低交易成本，将比较优势从“潜在”转变为“实在”。
由于可用资源和实施能力的限制，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总体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国家需要切实发挥其促进作用。一个可行的策略是，针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和建设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在园区内为目标产业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此来启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基础设施在其他地方的完善和上层建筑的改革转型提供经济基础。通过这种务实的方法，任何经济体系的国家都有望实现动态增长。
鉴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时代的到来，机器人最终可能取代大多数行业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应努力尽快将现有的比较优势从“潜在”转变为“实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和人力资本，完善基础设施，改革制度，使国家有足够的资本和有利的环境，在全自动化和机器人替代劳动力来临之时，有资本使用机器人，同时，为被机器人置换出来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
四、比较经济系统研究对于“分配问题”的回答
近年来，尽管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增加。当前社会和代际流动放缓，企业和整个经济系统都在试图吸引高流动的资本，从而劳动力正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导致劳动力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工人正处于不利地位。对于解决分配问题，当前尚缺乏系统性的方案，那么比较经济系统的研究能否处理这些问题呢？
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梦想。
不同经济体系的国家可能因价值理念或意识形态等影响而对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权重不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实现动态、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最佳途径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保障市场竞争，突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软硬基础设施瓶颈，以实现一次分配时公平与效率并举；（2）国家利用税收进行二次分配，进一步缩小因财富继承、社会关系网络、天赋不平等等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利用遗产税减少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国家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二次分配的力度；（3）鼓励相互关怀的社会价值观，以提供税收优惠等形式鼓励慈善捐赠，把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作为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
在第一个原则中，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如果能提供合适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也即意味着效率最高。更重要的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让穷人有机会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一个最大的差异在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入，而高收入群体有相当大部分的收入来自资本收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快速积累资本，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过渡到相对丰富；而劳动力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劳动工资上涨就会非常快，导致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价格迅速上升，有利于贫穷的工薪阶层。
此外，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政府的财政税收也会相应增加。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政府不需要再给予企业保护和补贴，政府增加的财政税收就可以更多地用来改善分配问题。政府可以利用可用的资源，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激励和促进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岗位；也可以通过投资教育，使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提升，从而能够从事更高技能的工作；还可以通过社会福利等形式为弱势群体提供直接的转移支付，以减轻个人在财富和能力禀赋上的不利分配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