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回溯中国金融科技爆发的最初几年，可见，并非技术上的绝对取胜，事实上，更大程度上是资本携技术优势的监管套利。在此阶段，无论“存钱”还是“借钱”，都难免与“野蛮生长”的金融科技正面遭遇。
2015年金融科技的监管转向其实只是整体经济开启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被质疑过于宽松，2012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已逼近百万亿的关口，M2/GDP的比例也高达180%。此后M2增速开始趋势性下行，但从M2/GDP比例看，2012年180.9%至2021年末208.4%，10年上升了28个百分点。
2015年“去杠杆”成为关键词，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后，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定调，要推动经济去杠杆，金融领域首当其冲。
金融领域的强监管周期开始之后，互联网巨头们从上半场一拥而上申请金融牌照，转向与金融脱钩。几乎与此同时，银行系科技子公司开始密集涌现，截至目前已经超过17家。银行业从被科技重塑的对象，变成了金融科技的主力正规军。
2015年兴业银行在银行业内率先成立了科技子公司兴业数科，2016年股份行招行和光大也相继成立了科技子公司，2018年建行成立了建信金科，成为首家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国有大行，2019年工行和中行也相继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大多是全资持有，具备较强的资金和技术实力。
2018年4月，百度宣布拆分百度金融启用新品牌“度小满金融”独立运营。2018年11月20日，京东金融宣布升级为京东数字科技。蚂蚁则在2020年宣布启动上市前一个月从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科技。
央行发布的《2019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提到，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存在信息安全隐患，增加金融体系关联性和顺周期性，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对现行金融监管形成挑战等等。比如部分科技公司拥有支付清算、征信和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等金融基础设施，对相关领域的规则制定、准入退出等产生影响。
这份报告肯定了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普惠金融，在便利金融交易、满足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面向公众的金融活动，不管是否以技术为名，都要从严监管。”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公开表示，“只要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依法接受准入管理，落实功能监管，保持监管的公平性，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确定业务实质。只要业务实质相同，就要采取一致的政策取向和监管规则。保护无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利益，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
如何吸取教训，如何在保护隐私和数据整合使用间找到度，如何界定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各方如何合力解决数据的隐私、归属权和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等等问题，是行业未来几年的核心命题。
从科技引领到金融业务驱动
——所有经济行为的本质都是人心所向。但要理解人心，仅盯着数据和模型是不够的。
金融科技下半场怎么打？在强监管态势下，行业普遍面临去金融、转科技的痛苦转向，旧的金融业务（主要是信贷）曾支撑了高企的估值泡沫，新科技业务则与赢利仍有距离。
不计风险和试错成本的监管套利型业务已没有生存空间，没有互联网母体公司的用户、数据、技术、场景和品牌的基础，不可能有衍生金融业务。反过来，如果不能通过金融业务积累一定数量级的忠实用户并获得收入和盈利，在母公司无力继续投入的情况下，退出也成为明智的选择。
现在回头看，曾经的争论——“Fin在前还是Tech在前”显得毫无意义。严格来讲，几乎所有的所谓互联网创新业务都只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的空白，谈不上对传统模式的颠覆。比如说余额宝，也没有金融本质上的创新，只是打通了货币基金和消费体系之间的阻隔，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更快捷的申购赎回和消费方式。
所以未来双方合作的思路将从科技引领，回归到金融业务驱动。
至少在名字上与金融划清界限之后，互联网巨头们的路线转向也特别一致，都积极推进开放平台策略，与传统金融机构深度合作以求共赢，在2017年6月蚂蚁就宣布所积累的技术能力和产品将全面向金融机构开放。
只有真正实现深度定制才可能发现此前隐藏的深层次问题，这时双方发现，合作中最大的摩擦就是“双方都当惯了甲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