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隐形人如何“被看见”？
视障人士杨新才在《上海盲人抢不到菜的真相》一文中写道，“无论是抢菜App，还是微信群里的团购，不友好的无障碍设计都是阻碍视障人士抢菜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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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进入“全球静态管理”后，80后视障人士杨新才只在电商平台上试着抢了两次菜。还没等读屏软件读到购买入口，菜就已经被抢光了。之后，杨新才直接或间接询问了56位视障朋友，其中20%来自上海，80%来自外地。
其中，5%的视障人群是老年人，只有一半会用手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疫情之下有困难，困难在于买不起物资。来自上海的当地视障人士秋微表示，视障人士本身面临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困难，但当一些其他因素如独居、老年、数字鸿沟等因素出现时，这些困难被放大了。都是疫情下稍微叠加的。
据统计，上海约有9万名视障人士，其中全盲约3万人，还不包括像杨新才这样从外地来上海的人。在全国范围内，这一群体的人数甚至更多。中国残联2021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底，我国视力残疾人口为1263万人。疫情之下，有的还在挣扎。
“能够打通”
小区关闭的第三天，杨欣对吃饭的担忧增加了。当时家里的绿叶菜见底了，只剩下一两顿盐和蒜。
此前，他曾和妻子商量存放一些物资。他老婆说:“不行，我们兜里有钱买不了东西。这是上海。”杨新才点点头，“有道理。”停业的第四天，杨新才盘点家里的余粮，准确规划每顿饭的量。同时，他和妻子下载了几个app抢食。几天后，他们一无所获。
还好邻居找到了食物的来源，我们一起“拼一个骑手”把物资运进了小区。杨新才花了265元，得到了5桶方便面、6个西红柿、1公斤猪肉、30个鸡蛋和1包盐。当他得到供应品时，他已经想出了四种制作鸡蛋的方法。后来，杨新才把两桶方便面和两瓶汽水，包括一瓶当时的“硬通货”——可乐，给了合租房间次卧的两个平时不做饭的男生。杨新才担心他们会“断粮”。
后来，杨欣发现，他身边70%的视障人似乎比他处境更糟。
杨新才了解到，上海一家盲人按摩店通过社区买了三四十斤猪肉。肉到了之后，志愿者联系不上店里的人。原来，这些视障人士得知猪肉价格涨到了40元/斤，都不好意思告诉志愿者自己吃不起。后来志愿者给杨欣发来消息:肉的问题解决了。店里的师傅告诉他:肉是送的，不要钱。
杨新才想改变。于是，他在网上发表了《上海盲人抢不到菜的真相》一文，呼吁人们关注这个群体。他在文章中写道:“无论是抢食App，还是微信群里的团购，不友好的无障碍设计都是阻碍视障人士抢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来很多爱心人士来找我。一些人想帮忙买食物，一些人捐赠物资，还有一些人更直接:他们想给钱。杨新才说，“虽然我可以用钱买物资，但我拒绝，因为我没有管理捐款的经验。”
同时，他还做了一些表格，收集视障人士需要的资料，寻找可靠的解决渠道，连接双方。各频道的杨新才会先测试一下是否真的能用。他说，“我提供给他们的渠道必须是畅通的，否则，他们很难尝试与对方取得联系而不成功。”
起初，杨新才建议一些有困难的视障人士拨打12345热线求助。他发现有人打了两天电话都打不通。
在得知某企业捐赠蔬菜的消息时，杨新才会把消息转给缺菜的视障人士。他发现有人打了一整天的电话，对方却说，对不起，菜已经发了。
在测试中，杨欣发现一些老幼病残绿色通道的电商平台“不通”。确认人员类别后，平台会弹出一个供视障人士填写所需材料的表格，提交成功后就没有消息了。第二天，客服打来电话，让他打开app首页，点击跑腿。杨新才说，这样，就多了一道程序。
“不分两边”？
与视力较弱的妻子相比，家住上海市浦西区的秋微眼里还有一点光感。所以，他面临的困难不是采购材料，而是获取信息。他说，“我掌握的信息越少，我就越容易焦虑。”
通常，秋微的社区会通过广播发布封闭社区、核酸检测等关键信息，也会通过微信群、社区公告栏发布一些信息。有些信息秋微知道得太晚了，或者有些信息他根本得不到。
比如他没有提前得到商家要关门的消息。3月31日上午10点多，他出门买速冻馄饨、黑木耳干和一些水果，这是他在上海封店前最后一次买材料。下午两点，他出去买材料的时候，周围的商户已经关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