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治疗造成的心血管毒性损害，“癌症治好了，却死于心脏病”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听了一个讲座，非常震惊。功能受到影响并传达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肿瘤心脏病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分享了他工作中一个印象深刻的临床案例。一位年轻的乳腺癌患者经综合治疗后痊愈。治疗一年后，他出现胸闷和心悸。期间又到其他医院检查，结果均正常。但患者往往仍有胸闷、心悸等症状。这时，亲友的态度从关心变成了怀疑她是因为之前的癌症患上了精神疾病。直到后来，才确诊为化疗药物引起的迟发性心脏毒性损伤。确诊的那一刻，患者泪流满面。
癌症治疗的心脏毒性是最危及患者生命的药物不良反应之一。如何早期诊断和治疗与放化疗相关的心脏毒性，尽可能降低心脏毒性损伤的风险和程度，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预后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但公众对其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充分，从而出现上述的误区。
2005年，丁香园医学论坛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老年女性患者被诊断为高分化肺鳞癌骨转移和胸壁转移。她先接受了4000cGy剂量的放疗，然后又用了多西紫杉醇+卡铂化疗，考虑到患者的年龄，没有用够。然而，在化疗后的第四天，患者仍然出现了严重的心力衰竭。虽然及时给予抗心力衰竭治疗，但症状仍无法控制，抢救未获成功。
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个“医学创造奇迹但与风险并存”的典型案例。一位56岁的霍奇金淋巴瘤(HD)女性在40年前接受了颈部和胸部斗篷野放疗，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和休克。虽然积极抢救，但5小时后在医院死亡。尸检报告显示，患者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合并二尖瓣和主动脉瓣病变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以及肺、甲状腺、食管、脾脏等多脏器病变，均符合放射损伤。最终尸检结果显示，患者死于40年前放射治疗造成的损伤，而非原发性恶性肿瘤。
以上例子说明，无论是化疗还是放疗，肿瘤治疗的心脏毒性都是客观存在的。
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多学科综合治疗是现代肿瘤治疗的趋势。蒽环类、紫杉类化疗药物、以曲妥珠单抗为代表的靶向治疗药物、免疫治疗药物、放疗等提高了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疗效，但治疗相关的心脏毒性也不可避免。心脏毒性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如药物种类、单次剂量、周期数、累积剂量、给药途径方案、是否与其他心脏毒性药物联合使用、是否与放疗联合使用、有无心血管基础病史，有无纵隔放疗史。
抗肿瘤治疗带来的心血管损伤如何降到最低？
那么，如何将各种肿瘤放化疗带来的心血管毒性降到最低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心内科名誉主任方薇薇教授建议，首先要根据患者合并的心血管疾病，在选择肿瘤化疗药物时尽量避免相关毒性药物，同时选择放射治疗计划；放疗潜在的心血管毒性众所周知，在治疗前、治疗中和治疗后全程密切监测并及时治疗，有望将肿瘤放化疗的心血管毒性降至最低。
我们知道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有共同的危险因素。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吸烟、节食、饮酒、运动和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这些危险因素，不仅可以降低患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助于减少肿瘤治疗带来的心肌损伤。
癌症治疗相关的心脏毒性可分为两类：癌症药物相关的心脏毒性损伤和放疗相关的心脏毒性损伤。
与抗癌药物相关的心脏毒性损伤
常见的引起心功能不全的化疗药物：
(1)蒽环类：造血系统肿瘤和实体瘤，但它也是第一个引起心脏毒性损害的药物。此类药物包括：多柔比星、表柔比星、阿克拉霉素、柔红霉素、米托蒽醌等。
该类药物引起的心脏毒性分为三类：
- 急性心脏毒性发生率<1％，表现为输注蒽环类药物后患者立即出现心肌收缩力急性短暂的下降，通常是可逆的；
- 早发性心脏毒性发生率慢性进展型为1.6%-2.1%，通常发生在治疗期间或治疗后的第一年内；
- 迟发性慢性进行型一般发生在治疗结束后1年，发病率约为1.6%-5%。
蒽环类药物引起心脏毒性的危险因素包括累积剂量、静脉推注给药、高单次剂量和既往放疗史。迟发性慢性进行性心脏毒性损伤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不良反应。
